宋仁宗“新政”为何会夭折

景祐二年（1035) 二月，知兖州范讽被人弹劾，李迪、吕夷简奉宋仁宗之命处理此案，然而吕夷简却暗奏宋仁宗，说李迪党庇范讽。没想到宋仁宗不分青红皂白，直接罢免了李迪的相职之位，复擢枢密使王曾和吕夷简同相，事实上，由吕夷简独揽大权。吕夷简竭力奉承宋仁宗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意粉饰，一味迎合，使宋王朝更陷人日益加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亲政后的宋仁宗，效法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做法，广开仕路，每届科举人取名额竟多达上千人。也是从这时起，“殿试不黜落”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由于取士人数的日益增多，恩荫无节，再加上外戚、内臣之类，进无辍止，使得本就多官多吏的局面日趋严重。

在和西夏的交战中，屡屡战败的宋军，所任的边将却越来越多。为备辽御夏，又不停地扩充军队，让军员比真宗时的40万，猛增了一倍多。因此，忧国忧民的朝野之士越来越为国家的兴亡、宋王朝的前途而担心，他们纷纷上书， 强烈要求变革图强。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现实的严酷让宋仁宗也隐隐地嗔到了统治危机，开始有意着手更张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极力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于是庆历三年（1043)三月，增加谏官人额，选拔集贤校理欧阳修、余靖以及都官员外郎王素等人，供职谏院。四月，长期被贬外官的范仲淹、韩琦也被擢任为枢密副使。

七月，复迁范仲淹参知政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并亲赐范仲淹等人手谕，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并诏谕各地守臣，凡民间疾苦、有利国家之事，务公心咨访奏闻。九月三日，还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诸臣，赐坐和笔札，令他们疏奏革新政事。

范仲淹不久便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与此同时，富弼、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一些改革建议。对于这次大改革，宋仁宗对他们的建议也是真心地 一一采纳，尔后颁发诏令，大力推行这些主张与建议，名为“新政”。

“新政”在宋仁宗的极力支持下逐步实行。正所谓，万事开头难，新政的实施从一开始，就遇到朝廷中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在谏官王素、欧阳修等人上疏建议改革弊政之时，翰林学士苏绅就严厉指斥他们是“虚哗溃乱”、“谋而僭上者”。

特别是反对派为抵制新法顺利实施，借宋仁宗最忌讳、几次下令申禁的“朋党” 一事，掀起了波澜吕夷简被罢相后，曾起用判蔡州（今河南汝南）夏竦为枢密使。任职 不久的夏竦，遭到谏官余靖、欧阳修等人的弹劾，宋仁宗便罢免了夏竦，以枢密使杜衍代之。

同时，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被“新政”触及了。假如真的要实行“明黜陟”、“抑侥幸”，一大批贪官污吏与高官贵勋的利益会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害，这当然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致其首先发难，毁镑新政，而且愈演愈烈。再加上朝中“朋党”之论更是如雷贯耳，让本就对新政有些疑虑的宋仁宗更加动摇。

而以王伦为首的兵变起义又在京东地区发生了，陕西地区发生了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还有不少地方发生蝗旱之灾，这些都让宋仁宗很头痛，把实施新政也与此联系起来，推行新政的信心渐渐丧失，最终竟然决意牺牲革新派，而向反对派妥协。

似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就这样夭折在宋仁宗的手里，跟随而去的还有他立志图强的信念。要是他坚持把新政走下去，或许宋王朝就不会沿着之前的老路勉强地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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