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6-02编辑:历史狂流
一代大儒朱熹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名人、世界的名人,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入手,句读、注释、翻译,再检释它的精义。那种崇拜和严谨的态度,决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中国学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把孔孟儒学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他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在生前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朝用莫须有的罪名——“伪学逆党”,打倒在地,弄得狼狈不堪,斯文扫地,含恨去世。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何故?一言以蔽之,两个字:政治!
不妨从头说起。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关于“理”与“气”的深奥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重新检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得理学透过“四书”而深人人心。为此,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说: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首都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迁都到长江边上的南京,与上游的武昌遥相呼应,以便伺机光复中原。这就是他时常讲的“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虏”,这种激进主张得罪了那些习惯于偏安、妥协的当权派。朱熹疾恶如仇,看不惯当时官场的腐败,曾经连上6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
“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侘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遗责朱熹。韩诧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诋毁朱熹的名誉,把一贯清正廉洁的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政治风潮的席卷之下,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不再踏进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标榜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朝廷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9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平反,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禁不住欷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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