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历史真有此事吗？

“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历史事件，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靠着禁军将领的拥戴，夺取后周天下，建立了宋朝后，对那些作为开国功臣的高级将领们越来越不放心，担心他们会日益骄蹇，滋生出新的欲望，从而变起肘腋，酿成又一次“陈桥兵变”。往日义同骨肉的弟兄如今成了腹心之患，宋太祖为此食不甘味，坐立不安。于是，在与精于治道的赵普的共同谋划下，安排了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961)七月的某一天，宋太祖设下丰盛的酒宴，请来石守信、王审琦等故友勋臣。饮至酒酣时，他感慨说，当上皇帝后，没有一晚睡得安稳，因为皇帝这个位置独一无二，又在万人之上，人人都想坐。石守信等听出了弦外之音，纷纷表示决不会有贰心。赵匡胤却说：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情同手足，我当然信得过你们；但如果你们的部下也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恐怕你们也会身不由己的吧?

一席锋芒毕露的话使那些将领们面面相觑，如芒刺在背，不知如何是好。赵匡胤又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短暂得很；追求富贵，也无非是想多积点金钱，享乐终身，为子孙谋些福罢了。为各位着想，不如交出兵权，使下面的将士不再想入非非地生事，我们君臣之间也免生猜忌。大家多买些良田美宅、歌儿舞女，饮酒作乐，过过神仙般的日子。我可以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大家和平共处，同享富贵，不是很好吗？在赵匡胤的软硬兼施下，众将领别无选择，第二天纷纷称病不上朝，上表要求解除兵权。赵匡胤一一准奏，使禁军中资深的将帅先后离开军队，从而解决了宋初政治的一大难题。

过去，史学界一直认为，宋太祖此举，成功地消弭了武人左右政权的腹心之患，集中了军权，维护了赵宋王朝的长远统治。所有的历史书籍中，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故事。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顾吉辰先生排比考证了各种史料，发现这一史事很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宋太祖想罢免石守信等将领的记载，最早见于《丁晋公谈录》，其文云：

(赵普）忽一日奏大祖曰：“石守信、王审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岂肯作罪过？”赵曰：“然。此二人必不肯为过。臣熟观其非才，但虑其不能制伏于下。既不能制伏于下，其间军伍忽有作孽者，临时不自由耳。”太祖又谓曰：“此二人受国家如此擢用，岂负得朕？”赵曰：“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太祖方悟而从之。

这段记载说明了三个问题：一、太祖和赵普要取消的是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兵权。二、这里没有“杯酒释兵权”的事迹。三、太祖和赵普仅在商量之中，尚未有实际行动。

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中，就有了“杯酒释兵权”的初步记载：

……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然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中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曰，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

这段史料也说明了三个问题：一、首次隐约记载了“杯酒释兵权”的事。二、记载了太祖在收回兵权的同时，又答应给以经济上的让步和通婚的保证。三、太祖希望石守信等“各守藩镇”，即出为节度使。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就有了“杯酒释兵权”的详细过程：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

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

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务之甚厚，与结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

值得注意的是：一、司马光明确记载，太祖是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对主兵权的故人“杯酒释兵权”，商议过程和酒宴过程都描述得十分详尽；二、石守信、王审琦等“请解兵权”后，“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三、直接以经济让步为条件，迫使石守信等交出兵权。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记载了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基本上抄撮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但李焘在自注中说明：“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按司马光《记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李療在抄撮史料时，纠正了《涑水记闻》中的一些错误，在后文中又具体写出了石守信等出镇外藩的地点，但更重要的是，李焘明确说明了关于太祖“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都没有记录。#p#分页标题#e#

此外，宋代还有些人如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也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了这件事，但他们或录自《王文正公笔录》，或参照《涑水记闻》，或抄撮《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人编的正史《宋史•石守信传》的资料也来自李焘的记载。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问题：一、当时的国史、实录、会要等官方资料，均没有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二、“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似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程，而且各说之间互相渲染、补充，最终演绎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杯酒释兵权”的历史事实。如《丁晋公谈录》中，仅有君臣间的商议，没有涉及“杯酒释兵权”的事。

王曾《王文正公笔录》中，始有了较详细的记载。这些记载，都是真宗、仁宗时代的东西。至神宗、哲宗年间，司马光就在王曾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撰述，且增加了不少文辞。至北宋末、南宋初，王辟之、李焘等又互相抄袭了《涑水记闻》中的内容，有的还擅自增加了情节。经过一系列的转抄补充，“杯酒释兵权”就俨然成为一种历史事实了。

那么，为什么“杯酒释兵权”之说会出现于真宗、仁宗时代，形成于神宗、哲宗年间，最后定论于南宋时期呢？顾吉辰先生认为，太祖“杯酒释兵权”的要害之处，是集中军事权力，防止武人颠覆，改变五代以来“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特点，以“强干弱枝”的政策，调整军事机构。这种做法，使调兵者和统兵者之间、将帅和禁兵之间，彼此互相钳制，严重削弱了作战能力。

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弊端，一直影响了宋代的整个历史进程，导致了宋辽涿州之役、宋夏好水川之役等重大战役的失败。每当宋朝在军事战争中失利，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就对宋太祖的一系列军事改革不满，这种情绪随着宋王朝由盛至衰、由强至弱、由统一到偏安而日益增加，从而导致“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越来越详细，最后形成了一种歪曲的“历史事实”。

细究之，所谓太祖“杯酒释兵权”仅是在建国之初，即建隆二年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罢免宿卫的军事调整措举，目的是“不可令主兵”，原因就是赵普说的：“臣熟观其非才，但虑其不能制伏于下。”既然他们没有将才，无法驾驭士兵，那么，万一“忽有作孽者”，就会出现赵宋统治的危机。于是，就有了君臣间的商议和以后对这些人的调整。因此，应该说，《丁晋公谈录》的记载是正确的，而其中恰恰毫无“杯酒释兵权”的踪迹可觅。

“杯酒释兵权”这个如此有声有色、又对宋代政治军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难道竟是出于宋代文人的杜撰和演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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