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术遗桧书”是否真实存在

在宋金之战发展到关键时刻，岳飞突然被召回、又以谋反的罪名入狱被害，这对于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来说，无疑是自毁长城的行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宋高宗出如此下策？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宋金间达成的默契，以杀害岳飞为条件，换取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绍兴和约的签订。然而，这一说至今仍不能作为定论，因为其间的一个重要证据“兀朮遗桧书”的存在与否，尚未取得共识。

岳珂编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记有这样一件事：“査龠曾谓人曰……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所谓“金人谓桧”，就是“兀市遗桧书”。这条记载别无旁证，因而引起后世争议。

清人赵翼认为，所谓“兀朮遗桧书”，是岳珂的附会之词，因为与秦桧勾结的是挞懒，不是兀朮，兀朮怎么会平白无故地遗书秦桧？后代学者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一、所谓“兀朮遗桧书”是条孤证，与査龠同时代的胡铨等人都是反秦派，一贯竭力声讨秦桧的卖国行径,可是都没有提到过这桩内外勾结、卖国求安的事情。向以资料丰富著称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虽网罗荟萃，也不记载此

事，故可推测此乃岳珂的杜撰。二、《鄂王行实编年》叙事有许多破绽。首先，它与岳飞部将王贵对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宋金颍昌大战的描绘，有很大不同。《金佗粹编》卷十六载《王贵颍昌捷奏》，作宋军杀敌“五百余人”，而岳珂说“杀敌五千”，战绩如此悬殊！其次，《王贵颍昌捷奏》中，未见兀朮有婿叫夏金吾的，连《金史》中也没有其人。

即使有夏金吾，也不可能是兀朮的女婿，因为女真习俗禁止与外族通婚，贵族尤其如此。而岳珂却明言“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又在另一处说，夏金吾即兀I女婿。三、如果杀死岳飞是宋金和约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绍兴和约的达成应在岳飞死后。但实际上绍兴和约生效在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一个多月以后岳飞才被害，怎么能说是“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呢？总之，岳珂并非不知道杀祖元凶是高宗与秦桧，但惟恐犯“指责乘舆”的大罪，故编造了“兀朮遗桧书”之说，为其祖昭雪。

但是，也有学者反对简单否定“兀朮遗桧书”，指出：

一、由于秦桧父子当权时肆意篡改历史，《金佗粹编》之外有关岳飞的记载残缺不全，错误百出，其中不乏荒诞离奇、面目全非之处，故不能苛求岳珂的错讹和疏略，也不宜对缺少旁证的史料一概否定。

二、有关颍昌战役，王贵奏捷曰杀敌五百，岳珂记为五千，过去一直认为是岳珂夸大战绩为祖增光，其实五百当为五千之误。一天激战，只杀敌五百，又能使兀龙全军溃败，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三、宋朝的奏捷，常常不用金军将领的全部官衔和真实姓名，而只用简单的习惯称呼。如讹里朵只叫“三太子”，兀朮只称“四太子”，“龙虎大王”在战报中屡见不鲜，却无名无姓，后人也只是根据其他材料推断是突合速。其他如“翟将军”“镇国大王”等都不见于《金史》，但并不能作否定此人存在的依据，夏金吾也属类似情况。

四、从史料看，女真并无与外族通婚的禁令，海陵王完颜亮生母就是渤海人，金世宗妃汉人李氏生完颜永济，后即位。民族偏见最深的金世宗，也下诏安排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夏金吾即夏姓的金吾卫上将军，是金朝的汉人助手，这完全是可能的。因此，由夏金吾此人不见于史书记载，认定“且杀吾婿”纯属虚构，进而否定“兀朮遗桧书”，未必妥当。

五、开始制造岳飞冤案是在正式和议之前，这段时间中，宋廷做出了许多自毁长城的事，如削韩世忠等人兵权、肢解精锐部队等，如无默契，敌对状态中的一方是不会如此违背常理的。再说，原则上达成协议到条约全部履行，中间有一年的交涉时间，高宗下决心杀害岳飞，是向金军表示诚意的重要行动。

总之，宋金和议是宋金关系史的转折点，它使双方由积极进攻转为长期对峙。而岳飞被害与宋金和约间，究竟有无必然联系，“兀艰遗桧书”是极为关键的研究资料，因而更应揭开它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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