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圣皇后为何不受丈夫及儿子待见

同时秘密派人去庆宁宫请来了赵曙。

拂晓之前，有关新皇帝即位的主要工作，已在曹氏的部署下基本准备停当，然而宫廷以外对这些毫无所知。

次日。也就是四月初一清晨，宰相韩琦率执政大臣依然像往常一样从内东门经垂拱殿来到福宁殿下。

再拜之后，走上台阶。刚想掀帘进殿，侍立在前的宦官说：“皇后在此。”

韩琦等只得后退一步立在帘外，忽听里面传出了曹氏的哭声，并说：“天下不幸，夜间官家忽然上仙。”

韩琦等面面相觑，也哭了起来，曹氏又说：“怎么办，相公？官家没有儿子。”

韩琦回答：“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已在东宫，何不将他宣来？”

曹氏说：“那只是宗室之子，立了他，以后没人来争？”

韩琦说：“时至今日，怎可另外拟议。”

曹氏说：“皇子已在此了。”这才命人卷起帘子，众人探头一瞧，赵曙果然端坐在里面。

于是众人退下，韩琦边抹汗边说：“刚才敢乱发一言吗？”

传令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及宗室刺史以上的官员到殿前听旨，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

太阳偏西时，百官才全部召集起来，大伙不明内情，来时仍旧穿着吉服，入宫后方知赵祯已经晏驾，换丧服已来不及，只好解去金袋及所佩鱼袋，一齐哭着从垂拱殿门外鱼贯而入，在福宁殿前班列成序。

然后停止哭泣，听韩琦宣读了遗制。赵曙在东楹接见百官，正式即位，是为英宗。

众人再拜，又齐声嚎哭退出宫去。皇位的交接至此才全部完成。

新天子赵曙，据朱熹的评论是一位“有气性，要改作”的人物，后来他一再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冗兵之费倍于往昔，何故？”等问题，充分显示了他革除积弊奋发有为的志向。

这种志向与曹氏率由旧章、墨守陈规的做法，恰好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分野日趋明显的革新与守旧两股政治势力的不同政见。

这两种政治见解，不幸像暖气流和冷气流交汇一样在赵曙和曹氏之间形成锋面，就不可避免地在两人的关系上产生了一层阴云，在其他一些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原因的催化下，阴云越积越厚，终于暴雨滂沱、电闪雷鸣。

就个人品德而言，赵曙可以说是一个私心颇重的人。

他刚当上皇帝不几天，许多国家大事还没来得及处理，就下令把赵祯遗下的当时尚未出嫁的3个小公主从原先的住处迁走，腾出房子，安置自己的3个女儿。

这件事情赵曙做的实在不近人情，后来就连司马光等人也都上书批评。

虽然有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曹氏对此事的反应，但完全可以肯定，她身为母后是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

赵祯尸骨未寒，女儿们就落到了这种地步，那她作为赵祯遗孀，尽管曾对赵曙有母子之谊和扶立之功，能不能保证平安无事呢？

她不能不感到心寒，先前对赵曙满怀期望的脉脉温情，立刻化作了百倍警惕的不信任，也许正是在生活上、政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念头驱使下，她才毫不犹豫地答应垂帘听政的。

本来，赵曙被立为皇子之后，尽管赵祯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由热变冷的变化，但中外臣僚们除了众口一辞的赞成之外，并没有丝毫的异议。

可是，曹氏垂帘后，为了提醒甚至警告赵曙不要忘本，便有意识地反复对中书大臣说：“大行皇帝立了皇子之后，因为追念死去的鄂王等孩子，常常悲伤涕泣，近臣中也有异议，奇怪的还是一二个知名人士，几乎坏了大事。近臣的奏章以前藏在先帝的卧榻上，最近已在焚烧炉中烧掉了。”

中书大臣听了这话，都感到莫名其妙，也不敢追问是谁提的异议，只是唯唯而退。

谣言之所以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威力，并不在于它本身虚构得多么玄妙，而在于它出自什么样的环境和出自谁人之口。

宫禁重地，深邃神秘，里边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外间凡夫谁人知晓？

太后懿旨，一言九鼎，掷地有声，拥有无上的权威性，有谁胆敢怀疑它的真伪？

于是，通过曹氏之口透露出的这则秘闻，很快便在人们中间传扬开了，而且越传越生动充实，枝叶俱丰，曹氏所说的一二个知名人士具体化成了官任三司使、给事中的蔡襄。

蔡襄在当时确实是个大名人，早年范仲淹因言事被贬，余靖、欧阳修、尹洙等大臣都上书解救，只有司谏高若讷认为该贬，刚刚步入官场的蔡襄就此写成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对5人痛加褒贬，顿时名动京华，人们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书商们也靠刻印此诗赚了大钱。

蔡襄为官敢于谏诤，颇有政绩，书法也造诣深湛，号称当时第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蔡襄还独具代人受过的雅量，以致朋友们惹了什么麻烦，总爱推到他的头上。

有次他和几个好友在会灵东园畅饮，酒酣之际有个老兄扯起弓箭胡乱一射，误将行人射伤，苦主找到门上，那老兄就一口咬定是蔡襄所干。

后来赵祯问蔡襄怎么回事，他除了满面愧色地再拜谢罪之外，竟始终不肯辩白真相。

这次又不知是谁看中了蔡襄的雅量，竟把反对立赵曙当皇子的事栽到他的头上，并且编得有鼻子有眼的，说蔡襄是如何如何地上了密奏，开头怎么说，结尾怎么说，仿佛人们不是曾经亲手帮蔡襄起草，就是曾经亲眼看过这道密奏似的。

三人言而成虎，当这则秘闻不知经过多少张嘴的充实加工传回宫里来的时候，就连赵曙也都深信不疑了，他病好之后，便几次询问蔡襄是个什么样的人。

有天，蔡襄请朝假，赵曙立即勃然变色，对宰相们说：“三司掌管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蔡襄十天之中竟有四五天要请假，何不另用别人？”

韩琦等共奏：“蔡襄虽经常请假，并未影响三司的工作，没有理由将他罢掉，况且现在也找不到一个才识名望比蔡襄更好的。”

欧阳修又奏：“蔡襄的母亲已80多岁了，经常生病，蔡襄请的只是早朝的假，不参加点卯罢了，早饭后就会到三司上班，也不耽误工作。”

赵曙没再说什么。但以后大臣奏事只要一提到三司，他总要变变脸色。

过了两年，赵曙终于沉不住气了，再次提出要罢免蔡襄，韩琦等人知道其中的原委，便直接切入正题，问：“陛下亲眼见过蔡襄的密奏吗？”

赵曙说：“我虽没见过，但在庆宁宫时就已听说了。”

韩琦说：“事出暧昧，请再加审察。假若仅仅凭一条谣言就把蔡襄治了罪，那么今后小人就可以更加肆意倾陷，君子就更难立足了。”

赵曙坚持说：“造谣者为何不说别人，单单说他蔡襄呢？”终于将蔡襄贬出了朝廷。

曹氏为了警告赵曙不要忘记赵祯和她对他的扶立之功而有意编造的谎言，不但没有在赵曙身上产生如期的效果，反而平白无故地断送了大名人蔡襄的政治前途，这大概是曹氏始料不及的。

蔡襄的遭遇表明，在赵曙私心深处，还有一根高度敏感的、紧紧绷着的神经，这就是时刻关注着人们对他继承皇位所持的态度。

他认为自己当皇帝完全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丝毫不依赖于任何外力的作用，凡是不承认其天经地义的人，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都不能容忍！

任何人不能对他当皇帝稍有异议，哪怕这种异议只是捕风捉影的传闻；任何人没有理由表白自己拥有扶立他的功劳，哪怕这种功劳是钢浇铁铸的事实；任何人不能取代他的地位，代替他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哪怕这种代替完全是迫不得已临时变通的常规。

当曹氏明显地表现出对他的戒备之心，一再告诫他不要忘本的时候，当曹氏泰然自若地垂帘听政，一直不肯主动让出权力还政引退的时候，他便非常本能地表现出了对曹氏的不满。

还在嘉祐八年四月赵曙病情最重的时候，这种不满就已大量流露出来，说了许多矛头直指曹氏的话。

六月份以后，他的病情逐步有所好转，但对曹氏的不满却越发强烈了。

他从患病时起就不愿意服药，大臣们闻知，都十分着急，纷纷上书劝他服药，宰相韩琦更是焦虑。

六月的一天，韩琦亲手把药碗端到赵曙嘴边，赵曙仰卧榻上，只用嘴唇稍微抿一抿，就伸手推了回去，药水从碗中溅出来，撒在了韩琦官服上。

那天曹氏正巧也在这里，连忙找出一件衣服请韩琦换上，韩琦不敢当，曹氏叹息说：“相公真不容易。”又向赵曙说：“你难道就不能勉强喝一点吗？”

哪知赵曙把头一扭，理都不理她。不但赵曙本人对曹氏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在他的影响下，就连他的儿子们也对曹氏不很尊重了，这使曹氏更加伤心。

有天，她当着大臣富弼、胡宿、吴奎的面，一边哭，一边说：“没了丈夫的孤老太婆过日子真难啊！就连顼儿、颢儿这些小孩子都不肯答理我了，受了委屈向谁诉说呢？”

赵顼、赵颢即赵曙的长子、次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

听到曹氏的话，赵顼的老师韩维立刻教训说：“皇上已失了太后的欢心，你应当极尽孝敬从中弥合才是，否则，你父子都要受祸了。”

赵顼生性聪明，恍然大悟。过了几天，曹氏高兴地对宰相们说：“顼儿这几天待我很有礼道，与往昔大不相同，全是卿等善择师傅的结果，应把他们请到中书好好褒奖一番。”

赵顼再孝敬也终究难以弥合曹氏与赵曙间日益加大的感情裂痕，曹氏在极度烦恼之中，或许真的产生过废黜赵曙的念头。

十月，宰相韩琦兼任园陵使护送赵祯的灵柩去河南巩县安葬。

这时大概曹氏已对赵曙的无礼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便派出一名宦官带着一封文书跑到巩县送给了韩琦。

韩琦打开一看，原来上面抄满了赵曙平日所写的谩骂曹氏的歌词和他在宫中的种种过失。

韩琦当着宦官的面把文书烧掉，让他捎话给曹氏说：“太后不是经常说皇上疾病未愈，心神不宁吗？既然是疾病所致，那么言语举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他们都站到了赵曙一边，异口同声地替赵曙辩解，仿佛母子间的矛盾倒成了曹氏气量狭小不能容人造成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赵曙有病，无论他怎样无礼，都是可以原谅的，而曹氏除了一忍再忍，不应有别的什么选择。

这种态度虽然使曹氏更加愤愤不平，但也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在朝臣们强大的保皇势力面前，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她所能做的只是抹眼淌泪地发发牢骚，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烦恼而已，对赵曙是半个指头也不能动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