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历史，无论何时，总有天敌与中原王朝并存。此天敌或为接壤部落，或为相邻夷国，尤其两宋以降，天敌此起彼伏，“蛇吞象”之“华夷之变”不断发生。
古代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天敌主要有四个，他们分别是匈奴、突厥、蒙古、女真。前两个与中原汉族王朝对抗大体呈互有胜负的均势，后两者则取得了对中原王朝压倒性的优势，直至取而代之，统治全中国。
蒙古灭宋建立元朝，建州女真（满人）灭明建立清朝，在七个中国大一统王朝中，他们占了两个，前后统治中国四百年。论及彪悍度，女真未必比得上突厥，他们对抗的是同一民族，但却出现了不同结果。堂堂西北突厥帝国，不能进抵中原半步，而区区东北一个游牧民族女真，灭了汉族两朝，先灭北宋后灭明朝。与其说后者比前者彪悍，不如说他们的敌人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重衰。
同样一个民族，为什么在唐太宗时能主导世界、而宋徽宗时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会被打败。对应海明威这句的，是中国一句古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这一中一外的两句话，都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真正的失败，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况宋明亡因。
人言：两宋亡于女真、蒙古之手，是因为“农耕文明不抵游牧文明”，然而，闪耀于世的汉唐文明，难道不也是“农耕文明”？为什么没有沦入彪悍的匈奴、突厥之手？
显然，宋代之所以开辟了“华夏文明被征服”的历史，非“农耕”之过，而是精神消亡的结果。大多学者指出那是“尚武精神”的消亡。这个原因世所共知——自武将赵匡胤拥兵自立为帝、成为宋太祖后，恐人效法自己篡位模式，遂实行“崇文抑武”国策，富贵须从书中求，从此汉人便远离了尚武精神，变得文弱。
回顾“划时代”的宋史，当然不能否定赵匡胤是开创“汉儿之弱”始作俑者，“崇文抑武”对汉人“尚武精神”确有杀伤。然而，如果认为这是华夏自宋朝开始衰落的唯一原因，也不客观和全面。
不能说宋朝是个一点军事实力都没有的国家，也不能说宋代的将领个个没有对抗游牧悍将的胆略，那时也有“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战神岳鹏举、“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文武双全辛弃疾。北宋建国初期，宋军对付西夏，军事上是处于上风的，对付契丹，打个平手；严重不敌的，是女真；全面不敌的，是蒙古。如果说宋军不行，那么先于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何必再等下一个虎狼之师？
可见宋军战斗力，是一个渐衰过程。唱衰宋军的，首先不在兵道不强，而在民族精神的雌化。宋明两朝，以儒立国，儒家接受“理学”改造，导致国民精神全面雌化，汉魂失血；胡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被割断。
而所有这些“失策”，都是赵氏和朱氏家族“防内不防外”的小算盘“得意之作”，宋明军队的功能主要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吓唬国内百姓。宋明经济成果被世界津津乐道，甚至一度与盛唐等量齐观，但是，单项成就毕竟不能弥补整体文明精神的损失，就民族精神而言，有钱的宋明人活得并不硬气。
都说大明王朝时的中国，是有血性的，没有像宋朝那样用金钱求苟安，也没有如两汉用美女换和平的耻辱记录。但是，这个汉族王朝最终还是亡于外族人之手，这是为什么?
关于中国明王朝倒掉的内因，从极度皇权到宦官乱政，史书已经阐述得够多。但是，对比其他王朝，明朝其实还有一害，与宋朝大同小异，那就是从政治到文化的失血乃至“败血”。具体表现为苍白的“清流之害”。明末“清流大臣”貌似血性，实则贪生怕死，汉奸层出不穷，晚明空谈之气益胜，责人以不死者多，而以死抗争者少。
败血的大明王朝，同样遭到了外敌的报复。建州女真人入关，那些满口“大义”的清流在满清屠刀下少数有些骨气，外敌袭来，青楼女子李香君抱定殉国之念，而才子情郎侯方域却一心卖国求荣，“脱下旧服换新袍”，带头“剃发易服”。“清流”的气节竟不如“清楼”。如此精神对比，令人唏嘘不已。
“血性消失”于宋代以降在汉族群消失是不争的事实。血之不存，魂将安附？北宋被女真颠覆，南宋被蒙古蚕食，虽然朱元璋一度复国，但三百年后，女真的一个建州分支竟能再灭华夏王朝、统治全中国，近一亿人口的民族相继被几十万人口的同一部落吞没两次，实属败血退化后的自招天敌、自取其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