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结局太悲惨了

王安石，字介甫，北宋名相。王安石从小聪颖过人，随着做官的父亲游历神州大地，眼界开阔。目睹了很多人世间的惨状后，文艺青年王安石便立下“矫世变俗”之志。

王安石中进士步入仕途后，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修堰挖塘，改善水利交通。宋仁宗在位时，王安石曾上万言书，揭露时弊，请求朝廷进行政治改革，同时加强边防，固国强兵，但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王安石知时机未到，朝廷多次召他入京任职，他都以母丧或有病为由推辞不就。

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激化，农民暴动频繁，军队涣散，军备虚弱，国家财政困难。辽国不时骚扰边境，西夏虎视眈眈。宋神宗继位，面对“积贫积弱”的基本国情，有心改革，于是起用王安石。

王安石脾气很犟，别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拗相公”。在做宰相前，王安石的固执就很有名了。京城有一少年见人养着一只斗鹑，便想据为己有，好说歹说，主人坚决不肯。这少年就趁主人不注意，偷了那斗鹑，拔腿就跑。斗鹑的主人发现后十分生气，追赶那少年，临近猛踢一脚，正踢中少年要害，把少年给踢死了。

开封府将斗鹑的主人抓获并判他死刑。王安石那时在京城做官，这案子报到他那里，他阅罢案卷，却不同意开封府的判决，于是在案卷中写下不同意的理由：“按照法律，公取、窃取都以偷盗论罪。少年见斗鹑的主人不给斗鹑，便擅自拿去，就跟偷盗无异。斗鹑的主人追赶是正当的，打死盗贼罪不至死。

开封府误判，应当纠正。”开封府当然不服王安石之说。闹到大理寺，大理寺判定开封府对案件的处理无误，维持原判。按惯例，王安石错判应向有关部门赔礼谢罪。但王安石坚持认为自己没错，不去谢罪。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相继颁发执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新法。同时，王安石还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压迫，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

王安石被宋神宗重用后，很多保守派人物坐立不安，对王安石开始了口诛笔伐。一时之间，非议蜂起，但王安石闻风不动，一意推行改革，要啃硬骨头。宋神宗魄力不足，看到反对派如此强大，未免也有些心虚。一日，他满怀忧虑地问王安石：“你有没有听到‘三不足’之说？”王安石不解：“没有。”神宗道：“外面议论纷纷，说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是什么道理？”这“三不足”，实际上是王安石提出的改革精神。

为给皇帝定心，王安石解释道：“陛下日夜操劳处理政务，没有贪图享乐，这是惧天变。陛下征询、听取他人意见，这难道不是顾及人言？可是有些人的话是没有必要理会的，如果不合理义，那些人的话又何足恤？以人言为不足恤，并没有错。至于不死守祖宗制定好的法规，本来就不应这样做。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多次修改法律法规。如果律法一定，子孙就得世世遵守，祖宗为什么还要屡次变更呢？”一席话说得宋神宗心服口服。

然而改革变法触及很多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加上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官吏借机敲诈盘剥，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自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渐渐气馁，终于承受不了压力，于熙宁七年（1074年）辞去相位。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的大臣的压力，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任江宁知府。次年，宋神宗虽又起用王安石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王安石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起了闲居生活。

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王安石新法大多遭到废除。王安石知之，郁郁寡欢，不久去世。

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试图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的政治危机，其举措有争议也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