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治体制向中国宋明两朝演变

金雀花时期的决策权运作，可分三极：议会、咨议会、王权。议会主要只协调处理最 重要的立法、司法、税收等重大利益关系事情，所以参与社会基础必须广泛而显得兴师动众、规模巨大，资源耗费巨大，所以无法常设；而政务需求则又必须设立一 个常设机构，以便于在无议会时期代替议会的职能，于是咨议会上台，咨议会就此起到代替议会协调利益关系和处理寻常事务，因咨议会是以国王助手、辅政机构出 现的（类似于后来的枢密院、内阁出现的性质），所以，王权总会试图以对咨议会的控制，以确保王室的利益，但权利的演变的规律是一旦建立某个机构，机构就会 渐渐产生离心力，以争取自己的独立意志。但王权可以通过更换咨议会成员以保证机构对自己效忠，议会也可以通过监督弹劾咨议官以确保对其震慑力，乱来者就要 被法办。而且在咨议会大臣的任命上，王权虽拥有决定权，但议会却也能争取到提名权。所以，咨议会的性质演变有时站在国王一边、有时站在议会一边，有时也会 试图自己独大。于是这就构成权力的三级混合分配。确保了金雀花王朝的权利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议会逐渐获得了废黜国王的权利，如1327年废黜爱德华二世、1399年废黜理查德二世结束金雀花王朝。因而在这样的决策制度下，议会自然会发展到政府主要大臣要对议会而非对国王负责的“王在法下”原则。议会在13世纪议会还有个重要变化，就是平民代表—乡村骑士和城市平民开始进入议会，虽然只有参议权而无立法权，但所谓议会中，平民的一小步，代表人类的一大步云云是也。随着平民进入议会成为惯例，贫穷邋遢的平民与光鲜的贵族鲜明对照而无法不人以群分——14世纪，议会形成贵族院的上院和平民院的下院二院制。于是，金雀花王朝由此为议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开放开端，总结而言，金雀花时代对英国的政治体制的贡献，犹如唐朝为中国奠定了三省六部制的政治规模一般显著。

长达245年的金雀花王朝之后百年，是英国一个惨痛的乱世。末期，因英法百年战争先胜后败，国内经济几近破产，王室威信扫地，进而王权的衰落，相应长期温和的国制和优待封建贵族的结果又导致贵族趁机势力大涨，开始了争夺天下的乱世战争。于是短短86年间，30年玫瑰战争和大贵族间的王朝争夺战，不停地上演改朝换代的血腥剧目。但从此，英国的社会性质开始了巨大的变革，其变化就是英国开始由封建制开始转化为郡县制为主封建为辅的社会。

因而，中英两国的封建制瓦解与郡县制建立均与王权衰落导致的割据混战直接联系 ——在于封建制下，中央与地方相对独立，地方有独立有效的行政体系和完整的国防、军队、及赋税、封闭经济。这种社会关系下，务必中央政权保持一个强大的威 慑力与核心威望，否则必伴随封建贵族势力恶性膨胀，进而造成割据混战。封建贵族崛起而大乱，又使得大批贵族被淘汰消亡，但因其动荡力度幅度还不至于全部淘 汰贵族，所以英国15世纪乱世为后来1485年 都铎王朝建立郡县为主、封建为辅的全新国家打下社会基础，之所以用中国“郡县制”来说明英国中央集权现象，是因为英国虽不存在这一说法，但因其中央集权的 政治精神一致，区别仅在于寻找代理人（治安法官）还是直接委派官员治理的形式手段的差别而已。英国从此从中古进入近古的变革期。

这种天下板荡的规律犹如中国西周迁都洛邑后王室衰微，竞起诸侯争霸而延绵四百年，进而催生完全不同于前的秦制模式，此所谓周秦变古，中国从上古转入中古；唐朝之藩镇祸乱天下而彻底淘汰世家大族和贵族藩镇，建立全新的宋制，此所谓唐宋变革，中国又从此从中古进入近古。

所以，若论中英两国中古、近古的历史阶段划分，则均应分别以宋朝和都铎王朝为分 水岭。两朝有意思的是无论社会状况还是政治精神皆极其相像，两者因强大封建贵族的消亡而可直接实施中央集权郡县制管理，贵族的消亡，又自然导致封建小农经 济的消亡，于是人与土地的静止、牢固的关系从此结束，土地从此可以买卖，接着圈地运动、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失去土地的人民开始大规模流动，或经商而工商 业、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或挤入城镇而城镇手工业的崛起。这种平民流动社会中，逐渐开启平民政治时代，世俗社会崛起、平民主义抬头、同时两者王权和皇权得到 进一步规范和制约，共同具备或者已经向虚君制时代演绎的规律，这一切都恍如近世，两者都为后世奠定了几乎所有近世社会基础、政体传统和法治基础的所有特 征。所以，都铎王朝在英国的历史地位，当如宋朝之于中国之历史地位。

总结两国的政治规律，就是中英两国体现了同样的社会规律：封建制下王权衰落是天下大乱之源。但相反，以后要说到的，郡县制下王权衰落则是社会进步。但两朝出现的时间，却相差五百多年，即宋朝建立后500多年才出现都铎王朝。可见宋朝之近世开端早于英国500多年。但中国自本朝开始，却一直“封建社会”这种荒谬的概念来形容三代至1949年的社会，力图将49年前2000年来的中国都统统描绘成一幅愚昧落后静止不前的景象，这实在是一种绝对错误与不负责任的划分。中国自秦以后，大体郡县一统而只偶有封建反复，但自宋始，封建已不存在。

最后顺便插个资本主义看法的问题，我们看到，中英的共同规律就是中央集权的建立后，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崛起。而都铎的社会变迁也一直被西方认为是资本主义过程，如马克思说：“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 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克里斯托夫·格拉曼把这个时代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马克思韦伯指出：“只有当近 代资本主义（16-17世纪）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它才得以摧毁了中世纪经济生活准则中的那些陈旧腐朽的形式。”（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既然，十六世纪的英国有如此的盛誉，但观其资本行为，也无非上文那些，再则其封建因素并未完全消失，而17世纪封建势力死灰复燃，这样的社会结构，与宋朝 之彻底中央集权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何以当时的英国就可以定义为资本主义，而宋朝非得戴个萌芽的帽子不可！？宋朝的商业行为、资本行为，从姜锡东《宋代商 人与商业资本》、黄纯燕《宋代海外贸易》、漆侠《宋代经济史》、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等书中就能绝对性地证明宋代资本运作无论规模、质量、数量、种类等远 非16、17世纪英国可比。如此，笔者以为，资本主义萌芽一说可能根本就是伪命题，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宋朝本来就是至少比16、17世纪英国更彻底的 资本主义。何需为自己穿“萌芽”小鞋？

总而言之，中央集权的建立意味着“皇权专制”的加深、意味着“阻挠社会进步”这种本朝捏造的无耻谎言实在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