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相关问题新考

5.六号陵陵主考

根据西夏陵总分布图，已知一、二、三、四、五号陵的陵主，又知七号陵陵主为仁宗嵬名仁孝，那么，按陵区由南向北排列之序列，六号陵当属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六号陵部分出土文物也支持这一观点，而大量的残碑记述又多与乾顺有关，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该陵陵主为崇宗嵬名乾顺。

(1)出土钱币

六号陵东西碑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货币，除少量的汉五铢，唐开元通宝外，大多为北宋的年号钱。计有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明道元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宣和通宝等。其中绍圣元宝(1094-1097)铸；元符通宝(1098-1100)铸；宣和通宝(1119-1125)铸，此三种钱币均是出土于六号陵的年代最晚的钱币，且均属于乾顺朝流行货币。嵬名乾顺1087-1139年在位，执政54年，钱币终结年代为1125年，[12](P189-227)已至乾顺晚期，直接佐证了六号陵就是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如陵主是德明就不会出现乾顺时期的钱币。

(2)出土柱础

六号陵地面遗址出土柱础两方，一为覆莲状，莲叶肥厚，孔径31厘米，另一为仰莲状，莲叶精细，孔径21厘米。西夏陵共出土柱础三方，除这两方外，另一方出土于北端建筑遗址，已残。[10](P98)经调查，六号陵是首次使用柱础的陵墓，而此前的三号陵献殿、四号陵、五号陵碑亭，均未使用柱础，三号陵献殿是直接将立柱置于铺地砖夯土之上，五号陵碑亭则是在铺地砖四角各挖一柱洞，底部以自然片石作柱础，石上立柱。[10](P28)而六号陵的碑亭是直接将木柱立于柱础之上。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西夏柱础的使用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直接将立柱立于夯土之上，到立于片石之上再到立于柱础之上，演示了西夏建筑的一个发展过程，这表明六号陵要晚于五号陵，又已知七号陵为仁宗嵬名仁孝之陵墓，晚于六号陵，那么，六号陵陵主，只能是崇宗嵬名乾顺无疑。

(3)出土残碑

六号陵东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M8E：1载有三字：“……甲戌年……”，而“甲戌年”有四：一为元昊开运元年(1034)；一为乾顺天祐民安五年(1094)；一为仁孝天盛六年(1154)；一为遵顼四年(1214)。

已考证出元昊为三号陵陵主。因此，不排除六号陵追述元昊时期的事情，为其歌功颂德。那么元昊“甲戌年”做了什么呢？史载，元昊“母米氏，族人山喜谋杀元昊，乃觉，元昊杀其母，而山喜之族皆沉于河”。第二年又杀了其妃卫慕氏母子。对这种杀了母亲又杀了妻子和儿子，有违人伦的事情，西夏人绝不会刻上墓碑当做功德来宣扬的。因此，“甲戌年”不可能指元昊时期发生的事；而仁孝是七号陵陵主，晚于六号陵，因此也不可能是仁孝时期发生的事；至于六号陵陵主是嵬名遵顼的观点又早已被学界所否定。[13]故“甲戌年”只能是崇宗嵬名乾顺时期的天祐民安五年(1094)了。史载，惠宗死，子乾顺三岁继位，惠宗后梁氏(乞逋妹)摄政，乞逋擅权恣横。免兵权后，日渐不满，阴谋篡政。天祐民安五年(1094)十月，大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计杀梁乞逋及其全家。[5](P712)这是发生于乾顺朝的一件大事，此碑所载，当指其事。据此，我们可知，六号陵陵主为崇宗嵬名乾顺无疑。

六号陵出土残碑，多处提及“契丹”与“金”，这说明残碑所述史事，正处于契丹与金的朝代更替期：这也正是乾顺的执政期。历史上西夏与契丹关系密切，至乾顺朝，关系更是达到极盛，就连乾顺亲执国政，也是靠辽的扶持才得以实现。[5](P272)因此，在金灭辽的战争中，才有乾顺三次派兵救辽的行动。[5](P284-286)

残碑：HCM8：29“……无救契丹……”；HCM8：34“金等四军”；HCM8：91“……先遣使……”；HCM8：23“……摄三万……”；HCM8：41“……金目……/……性惠……”；HCM8：113“……子爱……”；HCM8：124“……等军/山……”；HCM8：125“……所……/……窜……/……中……”；HCM8：95“……明暗谷……”等字句，均与历史上乾顺救辽的史事有关。此处，“……金等四军……”疑指金国四路大军攻辽的战事；“……金目……”疑指辽天祚帝逃至阴山后，金的耳目探子，四处打探，追寻之事；“……山……”疑指阴山；“……明暗谷……”疑指天德境之野谷；“……摄三万……”疑指夏将李良辅率兵三万救辽之事；“……子爱……”；“……性惠……”疑指乾顺之子仁爱，哭谏救辽之事。据李范文先生考，《西夏书事》卷三十三载：“仁爱，幼聪颖，长多才艺。初金兵破辽，辽主西走，即恸哭，请兵赴援。宣水之败，咄嗟者累月，及乾顺臣金，泣谏不听，悒郁而卒。”我们将上述断句联系起来，似可对残碑作如下释读：金国派四路大军攻辽，辽天祚帝败亡，逃至阴山夏境。金国派出耳目探子寻访，得知辽帝行踪后，即派出先遣使与夏交涉。夏帝乾顺之子仁爱，泣求父王救辽。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兵三万赴救，但未能成功，终以“无救契丹”而告终。

历史上西夏三次救辽行动均发生于乾顺执政期。这时期正是西夏臣金，弃辽的历史转折期。《辽史·西夏外记》卷一一五载“保大二年(1122)。天祚播迁，乾顺率兵来援，为金师所败，乾顺请临其国。六月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而天祚帝被执归金矣。”《金史·夏国传》卷一三四载：“天辅六年(1122)金破辽兵，辽主走阴山，夏将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天德境野谷，斡鲁、娄室败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涧水暴至，漂没者不可胜计。”

因西夏与辽之特殊密切关系，历史上继迁、德明、秉常、乾顺均受过辽之册封；继迁、元昊、乾顺均娶过辽之公主为妻。因此，最让乾顺纠结而难以释怀的事情无过于“无救契丹”，连续数年的救辽行动，不但没有救了契丹，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妻子辽成安公主[5](P715)和爱子仁爱太子。[2](P8-9)上述碑文意在歌颂乾顺舍家护国的大德。

以上转引文字，正好与残碑文字互相印证，证实了乾顺派兵救辽的史实，也证实了乾顺是最后一位与契丹交往，并最终将契丹送上不归路的帝王。有力地证实了六号陵就是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的事实。

东碑亭西夏文小字残碑则断断续续记述了与乾顺有关的另一件大事。M8E2：38有：“……不……/……悟度……/……助持……”；M8E2：21有：“……治顺亲国……”；M8E2：40有：“……梁……/……佐……”；M8E2：52有：“……恶去……/……梁……”M8E2：54有：“……恶心……/……圣……”M8E2：218有：“……酒头终……”M8E2：71有：“……昭简……”。其中的“……治亲顺国……”依其义应为“顺亲治国”，意为“乾顺亲理国政”：“梁”应为“梁氏”或“梁太后”；“……酒头终……”意为“酒后卒”；“……昭简……”是乾顺之母“昭简文穆皇后梁氏”的谥号。梳理以上残碑，从中可归纳出陵主如下信息：乾顺欲亲自执国政，梁氏不允，仍助持辅佐，辽帝深感厌恶，派遣使者，以毒酒除掉了梁氏，谥曰“昭简文穆皇后”。

以上文义与史书记载完全相符。《西夏书事》卷三一记载：元符二年(1099)二月，因梁氏恣意不让乾顺执国政，“辽主素恶之”，遣人至夏国鸩死梁氏。命乾顺亲国政。而新编纂的《西夏通史》记述更详：“夏永安二年正月，乾顺年满16岁，但梁太后仍然不许他亲政。辽道宗对梁太后一直非常厌恶，多次拒绝西夏请援。这时，梁太后又向辽国上表，因为言辞不恭，辽道宗大怒，派遣使臣前往夏国，用毒酒将梁太后毒死，扶持乾顺执掌了夏国的国政。”[5](P272)

以上残碑文字，清楚无误地又一次证明，六号陵陵主就是崇宗嵬名乾顺。

既然六号陵是崇宗嵬名乾顺的显陵，那么，孙昌盛先生所考的六号陵为太宗德明的嘉陵的结论又当何解？笔者以为孙昌盛先生依据2007年六号陵出土的汉文残碑TO914：5上的两列字中的一列“……有二岁，在位三十……”考证出了西夏太宗德明在位时间正好是30年，做出了“在西夏诸帝王中，只有李德明在位时间与碑文相符”，从而得出六号陵陵主为太宗李德明，整个论证过程似乎有理有据，其实存在严重的误区。一是对所引文献的误读，二是对所引时间的误算。《宋史·夏国传》曰：“吾族三十年衣绵绮，此宋恩也，不可负。”《东都事略·西夏传》、《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均曰：“国中三十年不披皮毛，而衣绵绮之衣。汝无负天子也!”上述两处引文中都解读不出德明在位三十年的信息。显然，无论是“吾族三十年……”还是“国中三十年……”都不是指德明在位三十年，而是特指党项归宋三十年的概念。这其中既包括了德明在位的二十八年，也包括了继迁附宋的数年。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德明在位三十年或德明自称其在位三十年，都只是孙先生的一个误读，并无任何依据。根据李范文先生主编的《西夏通史》附录1：《党项西夏世袭表》，太宗德明在位时间为(1004-1032)只有28年；史金波、白滨、吴峰云先生主编的《西夏文物》、《党项西夏帝王世袭表》，太宗德明在位时间为(1004-1032)也是28年；而韩兆民、李志清先生发表在《考古学集刊》上的《西夏世袭简表》所注时间为(1004-1031)仅有27年。就按孙先生自己所说的(1003-1032)这个时间算，也是29年，还是凑不够30年，因此，孙先生所说的“只有李德明在位时间与碑文相符”[4]的说法是立不住脚的。至于所说的“残碑中也提供了墓主人年岁的信息即”“……有二岁……”。就更不靠谱了。为了证明德、明卒年与碑文相符，先是否定了《宋史·夏国传》所载的“时年五十一”的定论。又据此还原出了“……(时年五十)有二岁，在位三十(年)……”的所谓缺文，最后依此为据得出：“六号陵为太宗德明之嘉陵”的牵强结论。之所以说其牵强，是因为此碑考证证据不足，且多处自相矛盾。笔者列述如下。

《宋史·夏国传》载：“(天圣)九年(1031)十月，德明卒，时年五十一”，在同传中又载，德明即位时年二十三。其中的(天圣)九年(1031)有误，其前早已被学界发现并纠正。现已改为(明道)元年(1032)。改正后的时间为：李德明嗣位于1004年，时年23岁，卒于1032年，其年正是51岁，与《宋史·夏国传》记载完全相符。为了给德明凑足52岁，孙先生将1031年改为1032年，又将1004年改为1003年，这样一来就与还原的“……(时年五十)有二岁”一致了。这似乎无懈可击，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还原”。

其一，如按德明在位30年算，嗣位年龄是23岁，再加30年，那么德明的卒年就应该是53岁，而不是52岁。

其二，如按德明卒年是52岁算，减去嗣位时的23岁，则实际在位只有29年，并不是30年。

其三，残碑还原后的文句，不符合古文或西夏人的行文书写惯例。比照甘肃武威西夏墓出土的墨书汉文：“故考西经略司都察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文中的“寿六旬有八”与“有二岁”行文规式完全相同。如将52岁换为墨书格式，则为：“寿五旬有二”或“年五十有二”，或直书“年五十二”，古人行文，讲求文字精炼，书写时，“年岁”二字均单独出现，绝不重复，故“年五十有二”之后，不会再出现“岁”字，而“……有二岁”之前也绝不会再出现“(时年五十)”的字样，如《宋史·夏国传》就直书“德明卒时年五十一”。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孙先生还原的“(时年五十)有二岁”的补缺，的确很牵强，其中的“(时年五十)”更是多余。那么，“……有二岁，在位三十……”所指为何？笔者以为，是指墓主人生卒事迹，大概是说其幼年嗣位时只有2岁，在位30多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虽然碑文只有不甚完整的两句话，但墓主人的身份特征已很清晰：①嗣位时只有2岁；②在位三十年以上。显然，能满足此两项者即为墓主人。与此碑内容相近的另一汉文残碑M8：CHB：1+275载“……有司令于……/……齐王以孺慕……/……叩地之伤哀……”[2]两碑应属同一方碑的两块残片。经梳理碑文，大意是……有司于(柩前)主持了(嗣位仪式)……(百官)齐聚(致哀)，幼主依恋于先王……(于柩前)叩头伤泣。(时年幼主)有2岁，在位三十……。根据文义，应是追述墓主人幼年柩前继位的事。这与德明23岁继位，在位28年的历史事实不符。德明继位时，西夏尚未立国，官制礼仪尚未建立，因此不存在“有司令於……”之说，德明亦与六号陵无缘。而西夏自继迁起，至睍亡，共历12主，以孺子嗣位者仅3人，一是元昊之子谅祚，即位时不满周岁，在位20年，与碑文不符；二是谅祚长子秉常，即位时7岁，在位18年，亦与碑文不符；三是秉常子乾顺，2岁父卒立嗣，3岁册封继位，在位“三十年(以上)”，与碑文相符。其在位三十六年，即元德四年(1122)时，派兵援辽抗金；其在位三十七年，即元德五年(1123)时，迎请辽主赴夏境避难；其在位三十八年，即元德六年(1124)时，向金主奉表称臣；其在位三十九年，即元德七年(1125)时，辽亡。[2](P714-715)其妻成安公主与其子仁爱太子亦泣极而亡。上述3人中只有乾顺的年龄与碑文相符，记述的事情与碑文相关。

也许，会有人提出，碑文“有二岁”与史书记载的三岁继位不一致要相差一年，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有二岁”是指幼主2岁立嗣，即先王临终前对其子作为接班人的指定；而“三岁继位”是指朝廷对其接班人的正式册封，没有朝廷的册封，不算继位。如乾顺天祐元年(1086)嗣立，天祐二年(1087)继位。综上所述六号陵陵主当属崇宗嵬名乾顺无疑。

另外孙先生提供的六号陵为太宗德明之嘉陵的另一佐证是汉文残碑M8：CBH-148“……洪恩沾……/……星宫食钱……/逥天阙军动……/太宗……/……城……”。[2]

孙先生认为，碑文中的太宗系指西夏李德明而非宋朝太宗赵匡义。实则不然，此处太宗的确指宋太宗赵匡义。碑文追述的是淳化五年(994)，宋太宗下令平毁夏州城的事，而同碑的MBCHB：7中确有“……道……/淳化以……/……道……”的内容。其中的“……星宫食钱……”是指观测的对党项不利的天象。“……逥天阙军动……”是指宋朝大军出动一事，其中的“天阙”指宋王朝，“太宗”指宋太宗，“城”指平毁夏州城。梳理碑文，其大意是：淳化五年(994)夜观天象，星宫食钱……宋朝大军出动……太宗下令，平毁夏州城……。《东都事略·西夏传》卷一二七、一二八载：“太宗下诏，堕夏州；居民并迁于绥、银等州。削保吉新赐姓名，复为李继迁”。堕毁夏州城，是宋王朝对党项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上述残碑内容与史料相符，又一次否定了“太宗”为李德明的佐证。

孙先生提供的第三个佐证是M8：CBH-292，中有两字：“……圣皇……”。孙先生认为，元昊称帝后，曾追封李继迁谥曰神武皇帝，李德明谥曰光圣皇帝。M8：CBH-292中的“圣皇”二字当为光圣皇帝之“圣皇”。笔者以为孙先生分析有一定道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并不是唯一答案。还有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即残碑“圣皇”所指应为崇宗乾顺的母亲“德圣皇太后”即梁太后。[14](P558)在残碑M8：CBH-HB：0667中有几行字“……卷，华□经二十卷……/……十一卷，菩萨内□……/……论十三卷□□□……”[7](P103)M8：CBH-312中有“……异□……/……译通……/……破□……”[7](P100)M8：CBH-28中有“……□……/……僧法……/……”。[7](P86)

上述残碑的断文记述了西夏王朝曾有几代帝王和太后参与的大事，即“译经”。西夏是一个崇信佛教的国度，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全民信佛。西夏文字创造不久，即开始了大规模翻译佛经的事业。根据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的记载，至天祐民安元年(1094)，西夏前四朝(元昊、谅祚、秉常、乾顺)53年共译经362帙，812部，3579卷[14](P558)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佛说宝雨经》、《地藏菩萨百八名经》等题款为：“胜智广禄，治民集礼，德圣皇太后，梁氏御译，神功胜禄，习德治庶、仁静皇帝嵬名御译”，其中的“仁静皇帝”和“德圣皇太后梁氏”即为崇宗乾顺和他的母亲梁氏。这与西夏译经史相符。参与译经的帝王中没有太宗德明，因为德明时期。西夏文字尚未创立，就不存在将汉文大藏经译为西夏佛经的可能。故笔者认为M8：CBH-292中的“……圣皇……”二字当指“德圣皇太后梁氏”之“圣皇”，而非光圣皇帝之“圣皇”。而六号陵残碑中多处提到的“梁”、“太后”、“昭简”与此碑互相印证，也有力地支持了此“圣皇”为“德圣皇太后梁氏”的观点。这又一次证明了六号陵陵主为崇宗嵬名乾顺而非太宗李德明的事实。

孙先生提供的证明六号陵为德明之嘉陵的第四个佐证是残碑M8：CBH-4“……食邑三……/……皇太后也，仁……/……当龆龀之年……/……长曰志和镇国……”[7](P83)孙先生认为残碑中的“皇太后”不是指西夏崇宗乾顺之母梁太后，而是宋“皇太后”，“仁”为“宋仁宗”。并据“食邑三”推论陵主生前不曾做过皇帝，并多次接受宋王朝分封食邑，进而证明六号陵陵主不是崇宗乾顺而是太宗德明。笔者以为孙先生的结论与残碑原意多有不符。首先德明所封食邑中，从没有“食邑三(千户)”或“食邑三(百户)”的记载，如由此而推测德明为六号陵陵主，言之不确；其次“龆龀之年”是指儿童时期，“长曰志和镇国”是指长大后一表人才，文章、音乐超群。而这种年龄与技能与德明均无干系，当然更与宋“皇太后”和“宋仁宗”毫无关系。笔者以为此处的“仁”当指当朝太子乾顺的长子仁爱。据《西夏书事》卷三十三，“仁爱，幼聪颖，长多才艺。……”生于宋大观二年(1108)，死于宋宣和七年(1125)，活了十七岁。但何年封太子未见记载。残碑内容与文献记载相符。此处“食邑三”，疑指给太子仁爱所封食邑三(千户)。“……皇太后也，仁……/……”或为：……乾顺母梁氏，即：“胜智广禄，治民集礼，德圣皇太后也，仁(爱之祖母)……”。此残碑只有指仁爱时，才能上下贯通，文义通达，内容释然，固此。笔者认为，此残碑文义不是指德明，而是指乾顺之子仁爱。这就又一次否定了德明为六号陵陵主的结论。

综上所述，德明为六号陵陵主的论证已被完全否定，而乾顺为六号陵陵主的结论，经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六号陵当为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

6.七号陵陵主概述

七号陵原编号为二号陵，1975年由李范文先生根据出土的西夏文碑额残块，拼合、复原、破译了碑额全文，首次解开了该陵陵主之谜。[2](P3-5)根据碑额，“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至懿皇帝”为西夏第5代皇帝仁宗嵬名仁孝的谥号，“寿陵”是他的陵号。由此断定，七号陵为仁宗嵬名仁孝的寿陵。

7.八、九号陵陵主考

根据西夏陵选位取穴由南向北之排序，已相继考证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号陵的陵主，那么八、九号陵陵主的考证已没什么悬念，只须对号入座就是了。那么按序排列，八号陵的陵主是庄陵的桓宗崇祐；九号陵的陵主是康陵的襄宗安全。

8.十号陵陵主概述

西夏陵已考证出了9座帝陵的陵主，均与史书记载陵主相符，似乎这项考证工作已经结束，但我们却无法画上休止符。因为，在陵区中部的山脚下，确实还存在着一个疑似帝陵的大墓(161号墓)，它究竟是陵还是墓？是陵又是谁的陵？笔者实地考证后认为：这座大墓实际上就是西夏亡国前所建的最后一座陵，即未及封号，也无法封号的神宗遵顼与献宗德旺的合葬陵。拙文详见《161号陪葬墓应为西夏10号帝陵》，[1]此处，笔者将从文献记载、遗址调查、残碑考释和陵址区位4个角度简述之。

(1)文献记载所引发的思考

据《金史·西夏传》载，1226年“二月上皇遵顼薨”，又载“遵顼在位十三年，改元光定，至乾定四年(1226)乃薨，年六十四，谥曰英文皇帝，庙号神宗”。《宋史·夏国传》载，1226年“七月，国主德旺薨。时，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惊悸而卒，年四十六，在位四年，改元乾定，庙号献宗，史失其谥与陵名”；《金史·哀宗本纪》载，1226年“冬十月谴使如金报哀”，11月“金谴中奉大夫完颜履信，昭毅大将军太府监徒单居正来吊祭”。

以上记载说明，十号陵的修建始于1226年“二月上皇遵顼薨”，止于11月“金谴中奉大夫完颜履信，昭毅大将军太府监徒单居正来吊祭。”历时9个月。9个月的时间，为遵顼修陵足矣，为德旺修陵已不可能。但，德旺又不得不葬。因此，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二主葬一陵。那么，由末主睍主持的吊祭活动，极有可能就是对遵顼和德旺两位先帝的送终祭奠，可以想像，5个月内，西夏国就连薨二主，国家已到生死存亡，朝不保夕的危难关头。而此时，遵顼陵尚未修好，德旺陵又要新建，末帝睍临危受命，收拾残局。眼看蒙古大军将兵临城下，此时为德旺修建新陵已无可能。因此，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将二帝同葬一陵。一陵葬二主，一茔容二穴是西夏亡国前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一方面它符合祖制(西夏陪葬墓多有一墓二穴)，也省却了人、财、物之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既不能为遵顼封号，又不能为德旺封号，亦不能一陵封两号或两穴封一号的尴尬局面，从而人为地造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千古悬案，即史书所记遵顼无陵号，德旺失陵号之怪现象，此概因一陵葬二主，一茔容二穴引起。

(2)遗址调查所引发的思考

十号陵遗址的最大特征有三个。一是超大盗坑。坑面最大直径39米，深约7米，堆土超过4米；二是没有献殿，这是10座帝陵中唯一没有献殿的帝陵。三是地面建筑未完工。其一，陵城未建门阙；其二，陵冢未建浮屠；其三，兆域未建角台。

为何会有超大盗坑？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十号陵是西夏的最后一座帝陵，不但建有遵顼、德旺二帝的寝宫，还应建有皇室的藏宝地宫。超常规模的地宫，造成了超常规模的盗坑。巨型盗坑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了它就是帝陵而不是陪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