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垂死帝国的最后反扑

由于清政府已经按照列强的要求，把天津海防前线的大批部队调去镇压义和团，所以造成京津一带兵力严重不足，而从外省调遣勤王军队短期内也无法到达。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

“御前会议”这一天，慈禧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要求将其中年轻力壮的团民编入部队。这一切表明，正是在战争迫在眉睫、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慈禧才不得不开始考虑联合义和团抵抗洋人的可行性，而并不是列强认为的从一开始便想“联拳抗洋。”

还是在这一天，双方的敌对行为进一步升级。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天津大沽口外联军的军舰已经做好了登陆准备，此刻，已经不再有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到来了。

 就在中国最高当局还在为是否与各国交战而争执的时候，战争已经在天津开始了。 战争爆发第3天的6月19日，大沽口已经开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城内，京城上下群情激愤，义和团出现了要进攻东交民巷的迹象。慈禧急忙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主战派的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6月19日下午3点，慈禧派人照会各国公使，要求他们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当晚，公使们复函清政府，请求延期赴津，并希望能够在第二天上午9点前得到答复。

3、克林德事件

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在途中恰好遇上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官兵巡逻，克林德被清军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克林德是在八国联军侵华这段历史中被打死的级别最高的外国人，西方世界认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克林德被杀，是当年八国联合出兵中国的直接理由。但事实上，联军在事件发生的四天前就已经向清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三天前就已经攻占了大沽炮台。

在大沽炮台失守 当日，慈禧才下令起草了被史学界称之为《宣战诏书》的上谕，但尽管如此，慈禧仍不愿冒险开战。在克林德被杀的当天下午4点，大批的中国人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其实，早在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的教堂时，慈禧为了保障使馆的安全，便派遣了自己的心腹大臣荣禄，率领他的武卫军中军前往东交民巷实施保护。东交民巷的内层防御有护馆洋兵，外层有中国政府军，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很难发动真正的进攻，因此，进攻使馆的主力不是义和团。

此外，除了荣禄的武卫中军，由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也加入了进攻使馆的战斗。6月20日下午4时整，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使馆有组织的进攻。

21日，慈禧终于接到了裕禄派人送来的奏折，奏折证实了大沽和天津已经开战的传闻，这表明八个国家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4、对外宣战

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份诏书实际上是一份对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对交战对象却没有明确交代，而是采用了一个略带蔑视的词“彼等”。

由于慈禧意识到列强对其统治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义和团，因此她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抵御外国入侵。在这种背景下，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迅速发展，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和抵抗侵略的行动结合了起来，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

为了不伤害到大多数公使的人身安全，清军的进攻刻意避开了公使们聚集的英国使馆。显然，慈禧给自己留下了后路。但是，慈禧的这一策略却始终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

29日，慈禧给清政府在八国的驻外使节们发去了电报，要求他们针对“宣战”一事向驻在国进行解释。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下定决心与八国誓死一战。四天后，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出兵最多的英、日、俄三3国元首发出了国书。

这些国书表明，清政府非正式地向列强表示了求和的愿望。可是，从6月下旬到7月初，不但这三个国家相继增兵，而且德国也做出了大举增兵的计划。

5、形势转变

在天津，从1900年6月23日晚开始，战争的形势就开始向有利于列强的方向发展。1900年7月初，租界的联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主攻一个方向，将战场引向租界以外。

7月9日，清军聂士成部与联军在八里台展开了激战。八里台之战失败后，天津城外的众多战略据点均被联军占领，联军逐步完成了对天津城的包围。

北京方面，攻打东交民巷的行动已经持续了近20天。7月8日，慈禧第三次致电李鸿章要求其马上来京，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政府已经开始在为日后和谈大臣的政治身份进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