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晚清是怎样处决刑犯的？

“灯心草”与“杀千刀”

“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这33名罪犯斩首后，还是这个刽子手，用鬼头刀继续对十字形木架上的首犯动手。首犯赤裸上身，只穿了一件肥大的裤衩，他也是中等身材，体格强壮，四十来岁的样子，离密迪乐他们约30米远：

他的侧面朝向我们，前额上有两个刀口，他被切掉左乳房并割下了大腿前面的肉，但我们不能看到整个恐怖的行刑过程。从第一刀到尸体自十字形木架上卸下并被砍掉脑袋，总共约四五分钟。

凌迟犯人时，没有谁拦住密迪乐等人上前看个究竟, 但他们的好奇心，尚不足以战胜要“跨过一些死尸和过一滩滩的人血”的恐惧，现场那些仍然上下起伏的胸脯和颤抖的四肢，还有残余的呻吟声，足以令他们望而却步。

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密迪乐还不无惊讶地注意到：

我们站着的地方，没有听到一声叫喊；我还可以补充一句，33人被处斩时，没有一人在刽子手走近时，挣扎或惊呼。……第一具尸体刚倒下，旁边就有一个人厚着脸皮，摆着马步姿势，用一束草在血中浸蘸。吸满血后，他小心地把草放在一堆陶器上，接下来开始浸蘸另一束。这种浸满血的灯心草，被中国人用作药材。

当所有的行刑结束后，罪犯们的尸体被放入未刨光的木板做的棺材中。然后，刑场南边的门打开了，密迪乐等人急忙离去。后来他写道：“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以上内容，出自密迪乐1851年8月22日写下的文字，收录在他于1856年伦敦出版的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附录里。这应该是在华外国人详细记录斩刑的最早文字了。

英国汉学家罗伯茨编写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见蒋重跃等的中译本）一书，注意到了密迪乐的描述，但所摘录的是关于凌迟处死首犯的内容。这当然不难理解，直到今天，包括中国人在内，何尝不是如此？人们更关注凌迟的场面，更关注着多少“刀”。 记得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已退休的人大韦庆远教授（1928~2009年）前来与会，他当时正创作历史小说《正德风云》，带来了两章初稿，其中就有肆意弄权的明朝大太监刘瑾被凌迟处死的详细描写，当时我有幸得到惠赠，印象特别深刻。对凌迟现象深入研究的专著，要属外国学者卜正民等著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见张光润等的中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绞刑、斩刑比凌迟更为常见，但到底如何行刑，反而不为人所知。也是在十多年前吧，有次闲聊时，南开大学柏桦教授对我说，明清时期的绞刑，是用绳索套在犯人脖子上，两端两个行刑者执绳不断拧紧，最后将犯人绞死。我当时听着就觉得很新奇。

鬼头刀“切”关节儿

从史实还原和学术求真的角度说，密迪乐对斩刑的记述才是最具价值的，特别是鬼头刀的大小与行刑方式。

读到前引密迪乐那段有人“用一束草在血中浸蘸”的文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中国历来看砍头人多是多矣，但似乎没有留下细致入微的记录，真是当热闹看了。晚清的薛福成，记述过肃顺（咸丰帝驾崩前“顾命八大臣”之一）在1861年“辛酉政变”后被斩的情形，已是极难得的史料，对于行刑细节却仍语焉不详：

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以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今人的相关研究也极少。在我看来，从史实还原和学术求真的角度说，密迪乐对斩刑的记述才是最具价值的，特别是鬼头刀的大小与行刑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斩刑必以他的记述为准），因为即使有犯人处斩的现场照片摆在面前，不借助于文字说明，我们还是不知其所以然。

密迪乐的描述的确很“生动”了，但还是有可以追问的地方：举起鬼头刀，“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这“关节儿”究竟指什么地方呢？

汪曾祺先生（1920~1997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旧病杂忆》，说他很小的时候脖子后面长了恶疮，有“一个莲子盅大了”。他父亲说：“坏了，是对口！”汪先生写道：

“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杀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那成什么样子！

汪先生不仅深知“对口”的厉害, 而他后来的经历更增加了对此的认识。1948年夏天到1949年春天，汪先生在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午门忆旧》中提到了午门西雁翅楼里的几样展品：

西北角一间亭子里陈列的东西却有点特别，是多种刑具。有两把杀人用的鬼头刀，都只有一尺多长。我这才知道杀头不是用力把脑袋砍下来，而是用“巧劲”把脑袋“切”下来。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凌迟用的刀具，装在一个木匣里，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还有一把细长的锥子。据说受凌迟的人挨了很多刀，还不会死，最后要用这把锥子刺穿心脏，才会气绝。中国的剐刑搞得这样精细而科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汪先生还将他对“切”脑袋的认识，写进了小说《昙花、鹤和鬼火》，以及回忆文章《我的初中》中。前者写道：

东门外是刑场……对着东门不远，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现在还有一些浅浅的圆坑，据说当初杀人就是让犯人跪在坑里，由背后向第三个颈椎的接缝处切一刀。……

人们称誉汪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而我为将汪先生拉入这个血腥的话题，感到深深的歉意。但，汪先生的经历与文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确实值得征引。

最后我还是禁不住好奇，想问的是：汪先生所见的两把鬼头刀和凌迟用的刀具，今天还在吗，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