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 桐城派鼻祖的生死祸福

自康熙五十二年三月，方苞入值南书房，后移值蒙养斋，直到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逝世，方苞在康熙身边呆了近十年。这时的他，并无功名，只是康熙身边的顾问，除了顾问之外，他担任的工作是在武英殿编书校书。

武英殿修书处由诚亲王领衔，方苞自然也与诚亲王接触较多。方苞此时的身份比较奇特，他是罪人，合家被充入旗籍，按理便是旗人的奴才，他的母亲及家人也都从上元迁来京城，成了旗人的家奴。

然而，他又是大学问家，是以义为最高信仰的“士”。“士可杀不可辱”的道理康熙必定是懂得的，他要如何来消解这“士”心中的怨念，除了自己将他带在身边，像老朋友一样，时时顾问，还让他的工作主管诚亲王以师礼尊重他。

诚亲王是康熙第三子，当时太子被废，皇长子监禁，皇子之中诚亲王最大，康熙命诚亲王带领诸皇子陪方苞游玩，命皇子们以“先生”称呼方苞。

这些礼遇并没有让方苞沾沾自喜。人生的磨难只是使他性格更加刚强，操守更加严谨。他一门心思专注于文章道德，在担任编修工作中，坚持原则，遇到学术问题，据理力争。

诚亲王是诸皇子中学问最好的，也是性格最严厉的。他对方苞的学术态度非常赞赏，对方苞的人品也更加爱敬，礼聘方苞为自己王府里的教师，教授自己的儿子们。

编修之余，方苞继续钻研学问，专心著述，《周官辨》、《春秋通论》、《春秋直解》、《周官集注》、《周官析疑》，这些方苞主要经学著作都成于此间。

在朝政方面，因为知道方苞是康熙亲信顾问，大学士李光地、礼部侍郎徐元梦常常私下与他商讨政事，方苞也是秉持公义，直抒己见。他的施政见解使李、徐二人刮目相看，虽然有时意见相左，方苞也不因他们是朝中重臣而畏葸不言。他这样不卑不亢的态度更令二人敬佩。

李和徐多年来与方苞亦师亦友，但原来切磋的是学问，现在才见识了他的施政方略。二人惜才，欲向康熙正式举荐，让他出任职务。方苞淡然道：“某本罪臣，不死以为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见，必为公言之，倘得行，则拜赐多矣。”

此时的方苞，已深得康熙和诚亲王的宠信，但他仍然能够如此清醒，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或者说，此时的他“哀莫大于心死”。

直到康熙死后，雍正继位，方苞被彻底赦罪。雍正还亲切回忆了自己为皇子时，与方苞一起游玩的交情，下旨：“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至此，方苞及其家人，才脱旗恢复原籍。方苞接旨，悲喜交加：“苞闻命，惊怖感泣，涕泗交颐。”

这一回，方苞才真正扬眉吐气，恢复了自由身，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他立刻请假一年，回乡祭祖。十几年来，他像人质一样羁留京城，母亲也在此期间去世。他被捕入京时，父亲的棺木尚未安葬，康熙五十七年，母亲去世三年后，他只能命侄儿方道希扶柩回南，将父母合葬于上元。

方苞以程朱理学立身，对祖宗不能敬礼，对父母不能尽孝，心中的痛苦无法言表。此番，他终于可以认祖归宗，尽人子之礼了。他抵上元，归桐城，将祖墓一一祭扫。整整盘桓了一年，才返回京师。

此后，他名正言顺地步入了仕途。先是任武英殿总裁，继而升左春坊中允、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乾隆年间，升礼部右侍郎，充经史馆总裁。乾隆七年（1742），方苞年七十五，以老病为由乞休。乾隆准其解职回南，享受翰林院侍讲待遇。

方苞任职这二十年，正是张廷玉掌握实权的时段。他与大学士鄂尔泰的关系也很好，有了什么想法主张，经常上书鄂、张二相国。方苞政治境界很高，凡国计民生、富国强兵、边疆开发、人才教育和选拔方面，都有上好的建议。

他所上的奏折，被采用的很多，如《塞外屯田议》、《台湾建城议》、《浑河改归故道议》、《黄淮议》、《贵州苗疆议》、《论考试翰林劄子》、《论山西灾荒劄子》、《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劄子》等。

虽然方苞有治世才能，但他对功名二字一直淡薄。比如乾隆二年六月，擢任他为礼部右侍郎时，他以足疾辞，乾隆竟然允许他不必天天随班上朝，只五六天去一趟礼部，处理部务。

看来乾隆是真心想用他的，也对他信任有加，虽然他不常去部里，乾隆还是常常单独召见他，凡礼部人员升降等大事，都要秘密听取他的意见。然而半年后，他再次以老病为由请求解除侍郎职务，这回乾隆才准了。

方苞一生心血，都用于做学问、写文章和培养人才上。

方苞有极高的文才，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古文写作。在翰林院和礼部任上，方苞还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这些人尊他为师，学他为人，又将他的文论推而广之，终于被广泛认可，推为一代正宗。

后来他的得意门生刘大櫆也以古文名扬天下，时人公论：“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从此“桐城派”正式竖旗。

退休之后的方苞回到上元故里，杜门谢客，专心著述。乾隆十四年（1749）八月十八日，卒于上元里第。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