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靠什么成为四大公子？

1980年，天津市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室，邀张伯驹到天津作关于京剧的学术报告，张伯驹草拟了两篇文章：《京剧源流探讨》和《京剧音韵身段》。报告于4月举行，这是张伯驹最后一次来天津。

其实他仍想再来天津看海棠，在给杨绍箕的信中谈到：“……凡事皆有机，机一过去，即行蹉跎。如我说五月十日前后，或六月间去津为戏校讲演即是机，七月、八月去青岛、烟台，回来须休息，而书画债务又到，入冬不出……如去当是正月底，居留当须两个月，则海棠时不能去津矣。日月推移，年岁衰老，事皆在不能知之数。明年之行动，须看明年之情况，只看机如何而已……今日开始写信，写后即须睡眠，尚有三四封信须写。”

不能来天津看海棠，张伯驹甚为遗憾。他曾在《小秦王》四阙词尾补记：“天津故李氏园海棠成林，每岁皆与津词家联吟其下。风来落英满地，如铺锦茵，余愿长眠于此，亦海棠颠也。”对他来说，每年去天津看海棠，是怅惘的回望。那些年，除了看海棠，来天津他还必去童年住过的老城厢南斜街。他有一首《烛影摇红·记沽上》颇为感人：“何处乡关，半生家住天津道。还思歌舞旧升平，一梦斜街草。”另有《人月圆·壬子中秋在天津》：“南斜街里髫龄事，回首梦当年。焚香祝酒，听歌丹桂，看舞天仙。离乡辞土，一身萍梗，满目烽烟。依然此世，青春不再，明月还圆。”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先生在北京病逝。

张伯驹是民国四大公子中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位，他是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研究家。国画大师刘海粟赞张伯驹为“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周汝昌后来评价张伯驹说：“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他虽出身豪门，但却有清贫文人之风，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不穿西装，不穿皮鞋，长年一袭粗布长衫，也不讲吃，饮食非常随意。80年代，黄永玉曾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偶遇张伯驹，看他守着一盆红菜汤，面包果酱，两小块黄油，吃得坦然，“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为什么张伯驹能把自己费尽千辛万苦几乎倾家荡产收藏的绝世珍品《平复帖》无偿捐献给故宫，为什么愿意把自己在京戏方面的领悟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学生和朋友，为什么能对少年故乡念念不忘……要理解张伯驹的价值观，只需看懂这两段话——

“我一辈子就认定一个诚字，事情不做就不做，做就要做最好的。学戏我就找余叔岩，填词就学花间北宋。为什么？那个最好。”

“做事做人都要真，假的真不了，真的不能假，说假话有什么用！办事要出以公心，在大处落墨。我过继给我父亲，兼祧两房。我生父跟前又没有儿子了，于情理不合，后来我操持着给我父亲娶了一位侧室，生了儿子。按说他没儿子，我可以承受两份产业，别人看这是最上算不过的事，谁愿意做我那种傻事？我觉着对，就得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