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干扰，岳飞能打拼到哪一步？

另外，两河义军的战果不仅能避免宋军在收复失地过程中继续分兵，对限制金军后续运动范围也有极大的作用。因为由卫州到相州、磁州再到赵州，即经太行东麓到燕京的这条南北向大道，是唐宋时期河北交通的三条主干道之一，也是当时塞外民族南下中原的最重要通道（在当时越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行军路线选择范围越小。具体到河北地区，由于当时河北平原的东北边界，即今天津到保定一线多河流塘泊，所以南下的契丹、女真军队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太行东麓这条路）；此外还有两条干道，分别是由相州折向大名再经冀州的中线，和由棣县到沧州的东线。东线兀术率军南撤时基本不可能走；而中线的大名、冀州，也已经被义军攻克。结合梁兴所部由河东向卫州挺进而不分主力据守州县的态势，可以看出岳飞的意图是要借助经正规军援助后作战能力大为提高的梁兴等部义军，在兀术南撤过程中寻求断其归路合兵歼灭的机会（实际上颖昌之战兀术部已经差点被合围，只是张宪所率的另一路主力自郾城向北进发时，被七月十四日的大雨延缓了行军速度，没等赶到金军就被王贵董先部击溃了），以期彻底消灭这一路金军。这点如果结合唐代交通图考中的河北要路简图，可以

而这一次声势浩大又直指金军命门的民众大规模反叛，对金国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怖的记忆，以至岳飞被迫退军、金军重占中原之后，金国统治者们仍然心有余悸，不得不下决心花大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绍兴十年年末）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三之意，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1140年夏秋席卷几乎整个华北地区的抗金斗争对金国造成的震动何等巨大，在金人事后的这项补救政策中，仍然可以感受的到。

总之朱仙镇之战后的形势，正如岳飞七月十八日给赵构的《乞止班师札子》所言，是“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金佗粹编》卷12）。同时兀术也不傻，知道打到这一步了还硬撑的话，只会死的更惨，于是“尽弃辎重”渡河，撤出了东京（兀术实际已撤出东京这件事宋方资料没有记录，反倒是《金史》卷77的宗弼传说了实话：“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兀术毁约重占河南时并无作战，金史宗弼传又明系此事于岳飞进兵中原之后，所以孔彦舟重入东京显然是岳飞退军以后的事情。这也和岳飞七月三日郾城大战前夕所上《乞乘机进兵札子》中所说“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趁势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的情况相合，即郾城大战前兀术就迫于战局不利开始作跑路的准备，半个月后也即朱仙镇之战后终于无法再坚持，全军撤出东京）。

也就是说，到1140年七月下旬，中原地区已经在实质意义上为宋军收复，北宋的旧有四京也已经光复三京（西京洛阳被岳家军攻克，东京汴梁在兀术已经细软跑的情况下只差一个正式入城仪式，大名府被受岳字旗榜的义军攻克）。此外此时人在燕京的洪皓也在给宋廷的密报中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洪皓《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顺昌之役虏震惧丧魄，燕之珍器重宝，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

——以上，再结合之前所梳理的岳家军、忠义民兵所获战果，以及金国在华北地区的治理情况，岳家军在光复东京后进一步北上收复河东、河北乃至燕云地区，已近于水到渠成。而陕西五路的原北宋降将，在此情况下也随时可能倒戈（注：对这一地区岳飞本来的规划就是通过军事胜利来“号召陕西五路叛将”，而不以消灭为目的；此外熟悉川陕形势的名士冯时行在给岳飞的信中也认为“五路之众及南北山溃散军伍，方其无所适从，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临之，陇亩之民皆可为兵，招纳叛亡，百万之众长啸可集，人尽其用，则其势百倍。”而除了之前说到的、此时态度摇摆的张中孚兄弟，1141年吴璘出击金军时，金泾原军安抚使秦弼也曾遵守与胡世将的密约，按兵不动，坐观金军被吴璘围攻。）

对当时渴盼恢复的南北军民来说，这样的胜利简直圆满到不真实。特别是沦陷区对金人统治怨愤已极的民众，他们当时的心情，通过岳家军忠义军统领梁兴给岳飞的一封捷书，大致可以领略一二：

“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3、1140年岳家军如果在收复东京后继续渡河北上，打到收复燕京为止的话，不仅兵力足够，后勤供应也无问题。第一南宋国力完全可以支撑的起，第二岳飞出兵前已经事先考虑了后勤需要，选择的北伐路线所经之处都是平原，运输上的困难已经被降到最小。

如前所述，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打到七月十八日，已经收复中原大部光复三京，按照岳飞之前的部署，接下来就是过黄河继续往北打的第二阶段了。而在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对岳家军攻势有所限制的无非两个因素：一是兵力够不够，二是后勤会不会出问题。

兵力的问题，其实上一节已经说的差不多，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宋军其他军队的情况：

首先差不多在岳家军攻克洛阳的同时，西线川陕战区的宋军由褒斜道出潼关，占据了陕州（今河南陕县）和华州（今陕西华县）。——从率军收复荆襄六郡开始，岳飞一直和上流的川陕战区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除了人际上与吴玠、胡世将相处友善、多有人际往来和方略协同之外，1136年岳家军第二次北伐攻克虢州、商州（今陕西商洛）后，岳飞还上书朝廷，主动把这两地划给了川陕战区管辖，为西线宋军的作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这种良好互动算是收到了效果：川陕战区宋军虽然没能大举北上，但也有所进展，不但使撤离喝无法东援兀术，而且打通了陕南和豫西，是整条战线上除岳家军外进取最积极的一部。而且华州、商州、虢州、陕州连成一线后，无论是正在宝鸡-凤翔一线与王俊、杨政、吴璘等部交战的撤离喝部、还是留驻长安的西线金军余部，想东援兀术都更加困难了。这对将要继续向河北进发的岳家军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

其次还要考虑到的是，这样的局面，是在刘錡所率的1万多人和张俊所率的8万来人完全在淮西（安徽阜阳到马鞍山一线）原地没动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如果赵构真能接受岳飞意见下令全线北伐的话，即便东西线宋军继续和所对金军拉锯，3万三衙亲军也留在临安不动，宋军的兵力也十分富裕。——张俊、刘錡至少可以去接管岳家军和敌后义军打下的新复州县。而金军主力，如上节所述，依靠岳家军，至多再有一场或两场大战即可彻底解决。

顺便说也一下张浚这头的症结：张俊按照其以往的行事风格，这时候只要赵构多骂两句，或者哪怕能有个宰相到他驻地，像当年赵鼎吓唬刘光世那样吓吓他，他还是可以动一动打些不错的仗的。——张俊所部的问题是张俊本人为保存实力，一贯畏战避战外加为人“暴而寡谋”；但其部下如张子盖、王德都算是一时勇将，张俊在笼络部下、整合军队上又做的还可以——不然他从龙再早也混不到东南三大将之一。所以他这一部只是不愿战，不是完全不能战。

至于后勤方面则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南宋有没有钱继续提供粮草辎重，二是粮食能不能运过去。

先说有没有钱。这里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即便不北伐作战，南宋的30万大军也得发粮发军饷发军衣和武器装备。换句话说本来就养着一大堆兵，打也是这些钱，不打也是这些钱，所以如果平常养得起，战时供应的问题就也不大。

那么当时的军费有多少，南宋又出得起出不起呢？

先算军费。当时各屯驻大军的人数和养兵费用都有明确记载，而且歧异不大。如岳家军十万人的钱粮消耗《鸡肋编》中即有记录：“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一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按《南宋物价史》，当时南宋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一石米三贯300文左右，这样连钱带粮，10万人一年的开销为949.2万贯。

除了钱粮，军队还有个大头消耗是军衣，即“冬春衣赐”。而根据当时记录，效用卒一年冬春衣需绢四匹，折钱26贯（此处取值依据见《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第127页表），则10万人一年为260万贯。加钱粮消耗，10万军队一年的基本军费为1209万贯。南宋当时全部兵力有三十多万，扣去因运输条件所限由四川本地财政直接供应的川陕宋军，则有接近26万，基本军费约合3144万贯。

此外战马和武器装备也是一项较大的开销。当时一匹战马一天需草0.7束，粮食0.06石到0.08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记载及《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相关统计），取高值，则一匹军马一年需消耗草255束，粮食29石，合钱100贯左右。而南宋当时战马总数不会超过4万，则一年养马费用超不过400万贯。再加买马费60万-90万贯（据《两宋财政史》统计，南宋绍兴末每年买马三千多匹，每匹马的价格+转运费总计约数百贯），南宋一年在战马方面的支出当接近500万贯。武器装备上，史料载京都万全指挥所（相当于中央直属兵工厂）每年开销约30万贯（具体考证可参考《两宋财政史》第437页），考虑到类似于万全指挥所的机构还有三家，以及各军有时会领款自造的情况，权取100万贯。

这样加上前面算的基本军费，南宋东南大军的军费开销至多为一年3744万贯。如果继续北伐，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粮草运输方面，如果按岳飞理想的北伐计划，即出动二十万兵力再打3个月算，宋军所需粮草约为42万石。而根据《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中所引史料，当时四川地区的粮草运输价格为一石50贯。但川陕地区的路况无论水路陆路都是全国最差，运输耗费自然极高；而岳飞为了后勤不受阻碍，选择的进军路线在平原地区，因此折半取25贯，则运输费用为1050万贯。犒赏方面，参顺昌、郾城可知，一次大捷的赏格为20多万贯，而1140年的北伐按当时战况，再打下去至多有四次左右的会战即可解决问题，所以暂按100万贯计。也就是说，即便当年继续北伐，南宋在1140年全年的军费支出也不会超过5000万贯。（实际上花不了这么多，因为计算支出时多项开支均取了最高值，而且忽略了粮草军队自运、战区民众支持和作战中缴获的情况。后两者后面会补充说明一下。）

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一年6000万贯甚至更多（这个数字同样不含四川地区）。南宋初期财政收入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中有详细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这里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都是南宋立国之初就开始征收而且很快推广到全国的款项（大部分性质是各种商业税。另需注意要录里这条记录只是记载的刚开始设立名目时的数目，不是推广到全国以后的收入统计）。至于其他茶酒盐香之类专卖的税收收入，绍兴和议之后和绍兴初没什么差别，因为绍兴和议后基本没减东南地区这方面的税。再加上和议后有过减免的折帛钱（《要录》卷156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记载和议后减过东南折帛钱，但减免之后此项收入仍达每年一千七百万贯），拿李心传这里记载的这个收入数字来估计1140年的收入，只少不多。而这些财政收入，除了军费，其余的基础开销项目只有皇室费用和官吏俸禄两项，其中皇室费用，根据后来孝宗养赵构的情况，一年大约有四十万贯；官吏俸禄费用没有全面统计，但根据南宋后期“冗官”问题再度凸显后，俸禄支出也始终只占全部财政收入“十之一二”（关于这点的具体史料可参考 《两宋财政史》第457-458页）的情况，不会超过1000万贯（实际上可能更少，因为南宋初期官员很多时候都是支半俸，而且因为武官也在官吏行列中，官员俸禄和军饷钱实际有较大重叠）。也就是说，即使只动用中央的财政收入，北伐的后勤也毫无问题。更不用说地方、作战部队自身和敌占区民众还会分担一些负担。比如岳飞军中历年回易经营所得的“金币物斛”，后来总计就有“六百九十馀万缗”（《文献通考》卷27），此外还屯了不少粮食。这些物资一直放在鄂州军的军库里没动过，就是为北伐准备的。

当然，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拿去打仗，这个负担也确实不算小。但问题是宋代的国家财政体系一直就是这么运转的。北宋即如此，南宋更甚，到被蒙元灭掉前，全国财政收入也一直是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都花在了军队身上。原因是整个两宋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患压力始终很大，所以即便进入休战时期也很难放手裁军；同时宋代又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因此军费开支注定要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所以南宋初期的这个财政支出结构，在当时人眼里并没什么不正常。而且与金国议和之后，这个状况也没什么改观。——1142年宋金第二次和议以后，南宋其实并未裁减多少兵力。原因也简单：通过自残自虐向侵略成性又不怎么讲规矩的对手换来的和约，终究不能让人放心。即使赵构也只是想偏安，没打算和他爹他哥一样去东北旅旅游。所以和议之后，为了防止金国再像1140年一样说撕和约就撕，南宋仍然保持了数量较大的正规军。根据《宋史》卷193 兵志的记载，在绍兴二十三年也即议和十一年以后，南宋仍然有屯驻大军二十五万四千人。而且由于此时政风军风败坏、朝野上下都耽于享乐变着法搜刮钱，军费开支与和议前的准战争状态相比只多不少。其中湖广地区的驻军，人数已经只有7万多，但一年光钱就要消耗960万贯，反而比当年岳家军全盛时期还多出10.8万贯（此处数据统计及资料来源见《两宋财政史》第132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四川总领所》《淮东西湖广总领所》及（《水心别集》卷16《后总》）。足见李心传在《要录》中讥讽的和议前“连年用兵”费用却尚能支吾，和议后反而“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之怪现象，不独存在于行在临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再加上秦桧“（绍兴和议后行经界法时）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赵构“（绍兴十三年）诏内库不隶户部、太府，有司辄敢会问，与报供者皆之坐”（汪应辰《文定集》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之类的作死行为，南宋和议若干年反而民变兵变频发（关于这点更具体一些的描述可参考：南宋高宗如此昏庸，为何没能促成有效的农民起义推翻现有政权？ ）也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南宋朝廷不管北伐还是不北伐、议和还是不议和，军费都不会少出；而且看具体情况，不打仗以后花的钱还比打仗的时候花的多了，还都没花在正地方。。总不能说作死有钱，临到干正事儿就没钱了吧？

不过也许还会有人说，后人理性算账当然是北伐比和议划算，但当时的南宋老百姓未必有这个觉悟，——万一人家当时以为和议了日子会好呢？万一人就是愿意供着上层窝在江南瞎折腾也不愿意供军队去收复北方失地呢？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南方人民|士族集团|文官集团（反正是一个什么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支持北伐”说，就基本是比着这么个思路提出来的。

还是说，这种想法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但是到底能不能成立，还是要对比史实检验。

而史实是什么呢？史实是在南宋初年，压根就不存在这样的利益集团和意见。原因是当时北方疆土丧失和南北分裂、宋金沿淮河对峙的状况，对南宋的国力民生是“重困”，而且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重困。

首先，宋金南北对峙状态下，淮河到大散关一线战事频频，原本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淮东、京西、四川等地，由于地处前沿战场，不但民生凋敝十室九空，而且始终处于需要时时防备敌军来袭的惊扰之中，根本不可能再恢复昔日的繁荣。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收复失地，把前沿推回河北甚至燕云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