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干扰，岳飞能打拼到哪一步？

其次就是刚刚算过的，由于要防备金军南下，南宋的军备其实始终无法进行实质性裁减，这点连赵构这样的都能明白，老百姓只会更明白。而且巨额的养兵费用在领土缩小的情况下，只能仗着北宋时期留下的商业发达、民间经济潜力大的好底子，通过加税来保证收入。——前面提过的月桩钱、经总制钱，就基本都是各种商业杂税。同时南宋时期的酒、盐、茶等专卖项目，税额也远比北宋时期高。这种情况下，唯一减轻军费开支的可能，就是把金军消灭或者推回塞外以后，借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地利之便，裁减一些兵员。或者就算不能裁军，好歹恢复到北宋时的状况，要养兵大家一起养。

再次，北宋时期的中国经济重心，其实尚未完成由北到南的转移，北方地区在经济上的活力和作用仍然很大。比如河北地区，虽然由于战争带来的环境退化（主要是土地沙化、盐碱化），农业生产已经不占优势，但是在其他类型经济上仍有实力，桑蚕养丝织业、冶铁业、制瓷业都很发达，在北宋年间号称“衣被天下”（关于当时南北经济的状况，更详细的论证可参考《宋代地域经济》一书）。另外当时大部分煤矿铁矿和一些盐矿也在北方，所以南渡之后，南宋的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都远不如北宋时期，衰落严重，食盐质量也因北方陷落、盐产地减少而大为下降。而如前所述，金国占据北中国后，由于经济形态落后+行政管理体制粗陋，本族人口也不足，利用不了这些条件，只是白占地方；但宋朝如果能收复失地，在北方地区陷落不过十余年的条件下，要恢复经济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说白了，在管理系统足够成熟、当地资源也有价值的前提下，收税的地盘肯定是越大越好。或者即便不能恢复，也能把战线前推，减轻淮浙、四川等富庶之地的安全压力和发展阻碍。

总之如果不北伐收复失地，南方百姓不但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负担，忍受原本富庶安定的乡土成为前沿地带的弊端，还得容纳数量巨大的北方移民。倒是北伐收复失地可以极大的减轻这些压力。再加上靖康、建炎年间，金军南下时曾打到京西、江西北路和两浙大搞三光，其事到1140年不过十三年，所以即使是南方民众，也很清楚对他们生存威胁最大的是谁、以及这种威胁到底可怕到什么程度。更不必说利益权衡之外，道德和情感的力量也相当强大——以前写别的答案时曾经提到过：靖康年间北宋国都被围下勤王诏的时候，南方响应的官员和民间义军都不在少数，甚至连远在福建、两广的民众都组织地方武装“越数千里而勤王”（《宗泽集》卷1《乞回銮疏》）。考虑到古代的各种技术条件，这个凝聚力已经很可以了。

以上这些得失义利，当时的百姓看的很明白，执政的士大夫阶层也大部分看的很明白。所以第一次绍兴和议的时候，临安街头才会到处有声称“秦相公是细作”的揭帖，群情汹汹几致生变；岳飞后来被害时，才会有“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都人皆涕泣”（《老学庵笔记》卷1）的民怨沸腾。而官员方面，赵构南渡以后任用的历任宰辅大臣，除了早期的汪、黄和秦桧，其余的几乎都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区别仅在于具体方略不同、能力也有差别而已。其他文职官员和在官不在官的士大夫之中，主战的也是多数，而且很多人不但有恢复之志，也有恢复之才。如督抚西线战区的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即是江南士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信用吴璘等人，坚持抗金，直至在第二次绍兴和议与金人争领土画界时发恶疾而死。另外秦桧上台独相主导完成和议以后，下手迫害最狠的也不是武将，而恰恰是士大夫阶层。这也是当时不存在所谓“反北伐文官集团”的一个证据。不过这点以前写别的答案时已经强调过很多次，这里就不再铺开说了。

所以就事论事儿说的话，南宋的北伐并不存在来自文官集团、士大夫集团或者“南方地主阶级”之类阶层or利益集团的阻力，也不存在一群庸俗理解“自由主义”、“公民权利”，试图通过不断切割自己与集体联系以实现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南宋纳税人”。——天朝人民因历史负担太重生存模式too hard之故，忘性有时候大点儿；但真。切身的利害关系，一般还是有脑子看的门儿清护的死紧的。只是人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揣测别人乃是天性，当年的生死交关，如今已经是近千年的往事；而偶尔兴起讨论往事的今人，所处的环境中外患压力已经很小（个人是觉得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安全压力最小的时代了），内部的利益纷争却因为社会的发展而日趋多元化、集团化，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激烈化，所以难免由己度人。只是历史这东西要正经讨论的话，还是得求个史实与思路对应。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前提是先得保证对历史事实本身的了解是靠谱的，起码大方向基本面关键的史实要把握住。再说白点儿，借古人故事浇今日块垒未为不可，但搞成削足适履甚至强塞私货，就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了。

总之，钱不是问题，而且当时的南宋既有钱打仗，也愿意出钱打仗。但是后勤上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物资能不能及时运到战区。——粮草辎重运输，在古代一直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畜力。但是在1140年的北伐中，岳飞选择的从蔡州经陈、颖到东京再到燕京的路线，所过之处皆是平原，不但无险阻，而且能“通大车”（车运是当时公认的效率最高的陆路运输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人力物力，保障补给效率。同时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后勤上的便利，就是运河系统发达，而且到1140年时，应该还有一部分河道能够使用。如1141年兀术再次攻淮西时，即有“丁洪等探到顺昌府番贼聚积粮草事宜”，“见堆垛马杆草四、五十积。并见陈州用船五十余只，船载粮到顺昌府城内下卸了当”（鄂国金佗续编》卷11《令差人体探顺昌府番贼聚粮诣实省札》）。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岳飞要苦练精兵，力求不倚仗地利就能保证击败金军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能沿地势平旷、交通便利的京东平原北上进军，进而保证以中原为基地进取河北燕云时，后勤不会受地形限制成为短板。

最后关于后勤，还有一个有必要强调的问题，就是当时金军作战也已经需要组织后勤运输了，而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那样，吃饭基本靠抢。——金人早期起兵，确实是通过自带口粮和掳掠来保证供给的。但差不多从平辽开始，金军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后勤组织，如1124年即曾“运米五万石于广宁，以给南京、润州戍卒”（《金史》卷3太宗纪）；到了进攻北宋时，也多次出现过因为断粮或“野无所获”而无法持续攻势的问题。待金军占据中原两河农耕区后，就更是无法完全靠自携粮和掳掠来满足军需供应了。如金军1141年再次南下时，就曾发动“山东、河北人民不绝般运粮斛，往拱州、亳州、顺昌府前去，称积聚准备般向南来，与军吃”（《鄂国金佗续编》卷11《令措置四太子人马分路作过省札》），后勤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一旦后勤乏力，金军甚至会面临人相食的境况，如绍兴初撤离喝与吴玠交战时，就曾因为宋军坚壁清野无从就粮而杀军中的汉人签军为粮食；兀术后来在回忆1141冬进攻淮南的状况时也说过所部人马当时“辎重俱尽，有食奴婢者”，最后撤军时“点集军马，辎重、骡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无六、七”（《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这与南宋方面叶梦得等人所描述的“士马疲困，粮馈不继，或闻已相食人，势岂能久”（《石林奏议》卷13）相契合，足见在组织运输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后勤对金军的限制甚至比对宋军的限制更严重。

那么这点如果放在河北战场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意味着如果继续在河北交战，金军在华北地区本国国家机器已面临崩溃、反抗武装遍地的情况下，已经无异于在敌占区作战行军，很难再就地获得物资和粮草补充；相反，由于北方人民支持南宋收复失地，宋军却可以有因地就粮的便宜。这种现象其实在吴玠建炎末与金军交战时就出现过：当时已经处于敌占区的凤翔百姓，由于不忿金军统治又感念吴玠的恩德，“相与夜负楚粟输之。玠亦怜其远意，厚赏以银帛，民又益喜。敌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杀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输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而1140年岳家军北伐时，由于“连结河朔”之谋贯彻充分，金国的统治又基本废弛，民众的支持更加积极有力，新收复地区和敌后的百姓都纷纷“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后来中原百姓在苦劝岳飞不要撤军时也说过“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吾等无噍类矣”（《金佗粹编》卷8）。可见岳家军还可以从民间解决一部分粮草问题，而金军则很难有这个便利。另一方面，有后勤系统，意味着金军也会在驻军处屯粮。而金军在退出中原地区时，是“尽弃其辎重”，也就是物资全扔了。所以岳家军也可以部分就粮于敌（之前岳家军在1136年第二次出兵北伐时，就曾取得伪齐一个粮仓，缴获粮食二万石）。虽然不可能完全替代后方供给，但解一时缓急、分担一下后方运输压力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