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访问中国历史网
欢迎您访问中国历史网
时间：2017-09-29编辑：历史狂流
赵顼没有熬到康复那一天，三月五日，在福宁殿与世长辞。
当天，赵煦即位于柩前，穿的就是高氏为他秘密制作的那套黄袍。
这年高氏54岁，而赵煦刚刚10岁。老来丧子的悲痛，丝毫没有降低高氏保守的政治热情。
还在赵顼弥留之际，她就当着赵顼的面说：“我要给你改某事某事，共20余条。”她对新法憎恨到这等地步，竟连垂死的儿子都不肯原谅。
现在年幼的孙子当皇帝，她不仅被尊为太皇太后，而且继续权同听政，实际掌握了最高决策权。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场彻底清算新法的运动便毫无顾忌地展开了。
由于高氏操纵的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元祐年间（1086～1094年），所以史书上称之为“元祐更化”。
垂帘听政不久，高氏就为全面废除新法，做起了舆论上的准备。
元丰八年五月五日，在朝堂贴出诏令，让百官言朝政失。
但这时仍然在朝廷的各要害部门掌权的新党人物，却不愿意反对派的言论趁此机会冒出头来，于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在诏令中做了6条规定加以限制，说上书言朝政是可以的，但若怀有阴谋，或者言事的内容超过了本职范围，或者造谣生事，干扰机务，或者迎合已行之令，上则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求进，下则眩惑流俗之情以猎取虚名，如此者，必罚无赦。
司马光从变法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每逢一项新法出台，他都毫不犹豫地跳出来大唱反调，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和谩骂，这使他赫然成了反对派阵营中一颗光采夺目的巨星，一面纠集旧党的旗帜，而当之无愧地受到了旧党们的一致推崇和高氏的极度垂青。
三月十七日，司马光从洛阳来汴京为赵顼奔丧，然后依旧回到洛阳，高氏听说他已经走了，懊悔得不得了，随即派内供奉官梁惟简赶往洛阳劳问，称赞他历事数朝，忠亮显著，要他进言政务得失，并询问治国应先从何处入手。
不多久，又派专车接司马光进京。司马光早就憋足劲，要在新的形势下大干一场了，立即登车启程。
然而高氏废新法的心情比驿车的行进还要急切，司马光还在路上，她就派出使者拿着她的亲笔手书迎劳于途，再次询问今日设施以何为先。
司马光还没来得及奏明，她就迫不及待地遣散修筑京城的民夫，裁减皇城司的察事兵卒，停止宫廷工技制造，废导洛司，驱逐尤无善行的宦官宋用臣等人，告诫内外官员不得苛暴聚敛，放宽民间保户马之规定。
这些事全是她从宫中直接发号施令去办的，连宰相王珪等人事先都不知道。
摧新复旧的闹剧，就这样由她一手拉开了序幕。
就像变法改革因遭到旧党的顽强反对进行得不一帆风顺一样，废除新法的活动在变法派成员们的抵制下，同样进行得不一帆风顺。
长期与变法派斗争的实践，使高氏和司马光等人深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政权上每放弃一块阵地，变法改革就会迈进一步；政权上只要保留一个角落，就能或多或少地阻碍变法的进展。
新法是与变法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当时变法派首领蔡确、章惇、韩缜仍身居相位，要想进一步废除新法，除了积聚、扩大自己的势力之外，还必须不遗余力地排挤打击变法派，从而把全部政权攫取在自己手中。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高氏决定加强旧党在御史台、谏院中的力量，她在把王岩里、刘挚、孙觉等人分别任命为监察御史、侍御史、谏议大夫之后，又在元丰八年十月，不经过谏官须由知制诰以上官员荐举，然后由宰执大臣进奏的正规程序，直接下令任命唐淑向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右正言。
苏辙为右司谏。宋代的御史台、谏院（合称台谏）职掌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它控制言路，权力气势几与宰相抗衡，而且有“风闻奏事”的特权，即不一定需要真凭实据，只要抓住道听途说的传闻，就可以用来弹劾大臣，这一职能无疑大大强化了皇权，而使宰相的权力更受牵制。
一班旧党的干将被接连安插进台谏之后，对变法派的参劾顿时掀起了更高的声浪。
果然，司马光一当宰相，立即加快了废新法的步伐，同时也加紧了对新党的排挤。
正月时，司马光连上两道奏章，要求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他挖空心思说尽了免役法的坏的漏洞和弄虚作假的伎俩，被任知枢密院事的变法派首领章惇一一捉住，敲点出来。
司马光恼羞成怒，与章惇把官司打到了高氏帘前，章惇自恃有理，对司马光冷讽热嘲，大加挖苦，甚至说将来我岂能陪着你挨刀吃剑。原来对章惇就反感的高氏这下子更火冒三丈，立即部署台谏上章讨伐。
王岩里说：“章惇轻佻浮薄，奸险凶悍，寡廉鲜耻，无大臣之礼，平常动不动说些诙谐下流的市井俚语，侮辱同事，今于帘前争役法，又出言不逊。凌上侮下，败群乱众，大概是见陛下用司马光做相，眼红忌妒，心怀怨恨，请求痛贬以谢天下。”
闰二月二十三日，章惇被贬至汝州（河南临汝）。一个月后，韩缜也被贬到颍昌府。高氏和司马光等排挤新党是为了给废新法扫清障碍。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