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最后一个大战略

进入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自力更生进行核试验和美国卷入越战不能自拔这三大问题，使得美国政府感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无法再协调下去了。”（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9-1972）》第314页、31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1966年3月，美国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这样，美国舆论已经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立刻预料到这个事件会对美国决策者们产生重要影响，将会促使美国方面加快对华政策的调整步伐。果然，6月17日，在尼克松的鼓励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受斯菲尔德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周恩来。7、8月间，尼克松在出访亚欧途中也多次声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他向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表达了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且委托两国元首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美国的意图......。

1969年12月3日，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一直设法与中国外交官接触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十分偶然地在一次南斯拉夫服装秀上发现几位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尼克松交办的工作，他甚至不顾外交礼节，跑着追赶中方人员，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转达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

顺便提一下，这个情节在基辛格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中，描述为：“出席服装秀的中国外交官由于没有收到过指示，见状拔腿便逃。”基辛格的描述虽然有些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夸大其词，但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据当事人之一，时任中国大使馆二秘的李举卿回忆，因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他们在观看服装秀的时候，发现美国外交官总注视着他和翻译，而且比比划划、指指点点，不知怎么回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比如遇到挑衅之类的问题，李举卿和翻译在活动结束后即跟主人告别离开。美国大使赶到大门口，请李举卿转交尼克松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并说，尼克松愿意与中国领导人会见，改善两国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李举卿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直在筹划如何改善中美关系。而作为大使馆负责人的雷阳临时代办，却在参加当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主持的关于外交的会议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对他的指示，要他特别关注中美形势的变化，一有情况就马上报告。雷阳回忆道：“毛主席和周总理从战略上考虑，高瞻远瞩，就决定采取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手段，这是一个英明伟大的战略性决定。”

周恩来收到雷阳的汇报后．对毛泽东说：“有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毛泽东指示，公开接触，不必保密。在随后的日子里，美国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不断向中国发出和解信号。1970年2月，尼克松采取了一个他自认为是“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年度外交报告中，“以空前求实的精神”谈到了中国：“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被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报告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中国问题，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其中说：“在今后这一年里．我将仔细研究我们所能采取的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消除妨碍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份报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中国，这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还是第—次。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毛泽东在1957年1月指出的“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

大外交新思维：乒乓小球转动大地球

经过两年时间的反复观察和小心试探，1971年初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突破微妙的僵局，成为中美关系走出下一步的关键。

2014年1月27日，凤凰卫视播出了《大外交新思维：乒乓外交破冰中美关系》。主持人说，发生在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期间的“乒乓外交”，成为了这关键的一步。

1971年3月21日，作为“文革”以来第一个出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的代表团，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想到，将会有一幕永远载入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外交历史的华彩篇章开启。

围绕着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出访参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头脑中，一直没有离开如何解冻中美关系这个大外交的思维。当时，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体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乒乓球运动。这是中国的最强项。在这个制高点上与外国人交往，便于占据主动，机会也更多。

在代表团出发前，3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出访参赛的问题。在会议的最后，他谈到了与美国接触的问题：这次我们派乒乓球队出去，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会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我们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这个例子……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代表团刚离开北京，毛泽东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我们派出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开幕，中国运动员精湛出色的技术水平、得体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瞩目。3月30日上午，中国代表宋中凑巧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寒暄，斯廷霍文表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

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这些情况，这些信息被有关部门整理成简报，直接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