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最后一个大战略

在毛泽东住所，当尼克松谈到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毛泽东的这句话奠定了他与尼克松会谈的基调，同时也指明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所应着眼的基础——从“哲学”的高度、从着眼于长远的宏观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

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这次会见，毛泽东超凡的魅力给客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承认，在面对毛泽东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类似年轻人听“摇滚乐”时感觉到的“颤流”——“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与毛泽东的会谈是尼克松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后来的岁月中，尼克松又六次受邀访华，他似乎从未停息过与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对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毫无疑问，尼克松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非常尊重毛泽东。他引用毛泽东诗词，“好像是引用圣经经文一样。”（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第440页）。他也像周恩来一样，称毛泽东为“主席”，并说“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他对毛泽东的尊重，毫无疑问的是他看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不复存在。他不是没有觉察到当时中国国力还不够强，人民还生活在物质匮乏中的情况。比如他们在参观过程中发现过中方特意安排了衣着鲜丽的群众“演员”，市场的“繁荣”也不时露出破绽。但是，尼克松更着眼这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是当他发现一夜之间，为了他们参观长城，老百姓把北京市和通往长城的路上的大雪都清扫干净时，他对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由衷地叹服了。他肯定明白，有了这种动员组织能力的中国，不管是遇到外部压力也好，还是内部自己的失误也好，都挡不住发展壮大之路。2005年，尼克松之女访问中国，她感慨万千地回忆他父亲1965年说过的话：“二十五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工业巨头之一。”“我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预见到了中国的未来。”因此，无论是1972年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还是1976年的第二次，一直到1993年的最后一次，尼克松对中国的发展始终充满信心。

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早在中美双方商议接待方案时，美方就尽量尊重东道主的意愿。中方提出在中国境内旅行时必须乘中方提供的专机，坐中国提供的专车，美方破例答应了，这也是美国至今唯一的一次破例。美方提出要自己安装地面卫星接收站时，中方为维护中国的自尊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美国也同意了。特别是反映这次访问的最终成果的联合公报，美方开始觉得是“被审判了”，但经过再三沟通，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公报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前法国总理富尔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北京“外交上的巨大胜利”。2013年，美国学院派历史学家瑞贝卡·卡尔写道：“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上海签署的这份《中美联合公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瑞贝卡.卡尔：《毛泽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264页）

徐中约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大构想相当灵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代表获得了在联合国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络绎不绝地来访。北京成了国际交往的一个枢纽。中国不再孤立，它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苏联和美国的包围。中国再一次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次不再是一个虚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地位优越、备受尊敬的大国。”

虽然1972年的中美关系解冻并没有很快实现中美建交，但这个突破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中国的外交活动范围从此扩大到整个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从经济的角度看成绩显著，中美贸易额由1971年的不足500万美元急增到1973年的8.05亿美元。由中美贸易发展带动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新局面的开拓，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2月，上海举行纪念中美联合公报发表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导致了二次大战后支配世界舞台四分之一之久的两极结构变成了三角关系，导向中国对外部世界开放，并日益成为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一个因素，导向东亚在世界政治中所占分量的不断增大。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年那次改变世界格局的大外交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